【專欄投稿】不是不會說而是沒人聽!農民的「語言權」由誰定義?

負責任消費和生產

在討論氣候變遷對農業的衝擊時,農民的話語常被誤解為情緒性的「賣慘」。 圖/報系資料照
在討論氣候變遷對農業的衝擊時,農民的話語常被誤解為情緒性的「賣慘」。 圖/報系資料照

農民說不出話,還是沒人想聽?

這篇文章不是定義,而是邀請:邀請更多農民說出自己的經驗,也邀請社會重新思考:如果農民沒有發聲的空間,我們又怎能談農業民主與糧食正義?

我們要問:農民真的不會說話嗎?還是社會根本不習慣去聽?又或者,我們面對的是另一個更棘手的問題:「到底該聽哪一位農民說話?」

在許多公共論壇、政策會議與媒體報導中,農民的聲音雖未全然缺席,卻多半處於邊緣位置。即便被納入,也往往是以技術成就、產品展示或成功經驗為主軸,缺乏與整體社會進行有深度、有共識基礎的對話機會。這種「獨角戲式」的發聲,雖然有聲音,卻難以形成影響力。在特定情境下,例如氣候變遷對農業的衝擊被討論時,農民的話語甚至常被誤解為情緒性的「賣慘」,而非具備公共性與制度性觀點的反思。

即使偶爾有農民能夠現身發聲,社會所接收到的聲音也常呈現高度分歧。這其實不難理解,因為農民並非一個單一的群體,而是由多樣、分散、各自為主體,而且為數眾多的實踐者所組成。與其他產業相比,農業有一項本質性的差異:一位農民、一塊土地,就可以構成一個獨立的經營單位,從商業角度來看,等同於一家獨資企業。因此,他們可能耕作不同作物或品種,來自不同區域、擁有不同土地規模、繼承不同技術、面對不同通路與市場,自然也形成各異的經驗、觀點與立場。

因此,當社會想「傾聽農民」時,常常面臨一個困惑:誰能代表農業?誰有資格說出農民的話?而這種「不知道該聽誰」的焦慮,往往又讓詮釋權回到體制與專家手上。

但我們是否該回頭問一句:農民真的沒有語言?還是我們創造了一個讓他們難以說話、也難以被信任的語境?

語言權,是農業最被忽略的權利

本篇文章主張:農業語言權不只關乎表達,更關乎誰能定義農業的價值與未來。當農民無法用自己的語言來述說自身經驗、描述土地關係、傳遞生產知識時,農業便淪為被他者定義的產業,而農民,也就失去了公共對話的主體地位。

這不是語言能力的問題,而是語言權力的問題。

誰在定義農業?

當我們檢視各種公共語境中的農業語言,可以清楚看到詮釋權的傾斜:

政策語言以「提升產業競爭力」、「提升農民實質收入」、「數位轉型」、「科技農業」、「精準農業」作為主軸,強調AI科技化、生產力與外銷導向,農民的耕作經驗、生活節奏、節氣與時序則無從表述。

媒體報導農民時,不是以「老農辛苦背影」的同情視角,就是以「青農返鄉」的理想化框架,使農民不是被可憐,就是被浪漫化,難以呈現其在地知識系統與日常複雜性。

在學術論文與政府報告(政府報告多由專家學者撰寫)中,農民的經驗雖常被引用為資料來源,但其原初觀點往往被專家「依照計畫目標所需」重新詮釋、簡化為論證素材,難以成為主體性的知識表述。因此,多僅停留於數據與個案層次,難以真正進入核心論述,據此所形成的政策內容,也可能隔靴搔癢,難以產生全面而深遠的影響。

這些主流語言不只建構了農業的敘事框架,也在無形中決定了誰有「被聽見的資格」,誰只能成為背景素材。

當農民只能在別人的語言中被說出,農業的未來也將被他者決定。

食農教育中讓農民說話

然而,農民的語言不是不存在,而是缺乏可以安全表達、被理解的空間。

這正是我多年來投入食農教育的初衷之一:透過課程、導覽、活動與共煮現場,建立農民能夠直接向社會說話的場域及平台。

食農教育的核心,不只是民眾體驗學習,更是讓農民重新發聲、重新與社會建立理解的橋樑。這些語言未必華麗,卻真實;未必精準,卻有力。

我曾聽一位長輩在課程中說:「我種的菜不是因為市場價格好,是因為家人喜歡吃。」這句話無法出現在任何政策報告裡,卻說出了農業與記憶、土地與情感的深層連結,也直接拉近了農業與社會的距離。

在這些場域中,我們讓農民分享生命歷程、種植經驗、農法選擇、土地觀念與世代記憶,說的不是錦上添花的制度語言,也不是為了行銷的市場語言,而是屬於自己的生命語言。

「專業」與「語言權」的誤解

有人可能會說:「農民說的不夠專業,跟現代社會的日常生活經驗缺乏交集,還是要靠學者或農政單位來說比較清楚。」

但這正暴露出我們對「專業」的狹隘理解。專業不應只等於擁有學位與數據的語言,也包括實踐經驗的知識、土地互動的感知、與自然對話的理解。農民對氣候、作物、土壤的經驗性認識,本身就是深厚的知識體系,只是他們用不是社會所習慣的主流語言來表達。

我們慣於仰賴制度化的知識生產,例如由農政體系認證的專家語言,卻忽略了知識本身也具有階級性,誰能進入、誰被記錄、誰能代表專業,這些從來不是中立的過程。

當我們說「農民不會說話」,其實是我們聽不懂,或不願花時間去聽懂。

語言權,是農業重新被理解的開始

真正的語言權,是同時也要讓農民用自己的語言說自己的農業,不再需要被代言,不再需要被轉譯,甚至被過度詮釋。

這是基本的尊重,也是重建農業價值的關鍵基礎。當農民可以說話、能夠被聽見、語言被理解,我們對農業的認識才有可能更全面、更貼近風土與在地。

語言權,就是農民重新成為農業的敘事者。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倡議家》立場。

本文授權轉載自《植未來電子報》(原文標題:第76期:農業的語言權(上篇):誰能說農業?)。更多資訊請見→《植未來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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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法憲

「李法憲有機農園」經營者,英國社會學博士。關注食安與永續,自學農業、投入有機耕作,以生態友善方式實踐韌性農業,並推動「梓感農村文化節」,串聯教育、社區與地方創生,致力讓更多人看見農業的真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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