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古橋蓋商區」 如果地方歷史往生 如何談創生？
社區營造對應的問題，常被誤以為僅是單純的地方問題，但實際上，這些地方問題，卻隱隱與台灣──這座島嶼的人們有關。接下來，我從自身最熟悉的東部來談及社區營造的問題，以及它背後所對應的國家問題。
隱身的歷史
東部在整個台灣的社會環境、歷史情境之中，始終缺席。在歷史上，有別於西部動輒二、三百年的文字紀錄，東部多數文字紀錄都是產自日本時代，在此之前少有相關文字記載；嚴格說來，東部真正有文字記錄，或許只有一百年左右。但就連這一百年內的相關紀錄，也大大不如同時期台灣其他區域豐富、全面。我自身所處的豐田同樣位於東部，雖過去是日本官營移民村，留有著大量豐富的日本官方史料，但實際上也難脫如此缺乏歷史的情境。
但真正的情形是，不論東部或豐田從來不缺歷史，而只是透過口傳文學傳承，使得這些內容易遺忘、流失。近幾年來，因為多元族群、地方意識的重視，東部的口傳文學愈加得到更多人的注意與採錄。但至今仍無法完整呈現東部乃至於地方的絕大多數的樣貌。
雖以東部為例，其他地方也多半面臨同樣的處境：我們幾乎沒有地方的歷史，在過去的威權政治中，只習慣一種歷史。
消失的主體性
當我投入到地方工作、社區總體營造實踐後，更加發現，東部不僅是失去歷史與文化，它失去的遠比這些來得更多。它並非僅是單純的主流與邊緣拮抗，而是真正的喪失主體性。當我進入到社區營造工作時，帶領居民討論地方公共事務，或想像地方未來，都面臨到這麼一個巨大的問題：「我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這樣的狀況也同時發生於外在他者的視角之中，使得主流、他者常無法理解地方的模樣，不明白地方的脈絡，總是長期地將地方去脈絡化的觀看。於是出現類似批評：地方的老人館為什麼總是聚集著長輩在打象棋麻將？
他們認為這是所謂農村的「劣根性」，卻完全沒有關注到這些長輩在這個高度要求勞力的農村，已經因為年紀漸長、體力漸衰，在缺乏公共設施、又無法自娛的情況下，已經退無可退，只能以賭博聊以消遣。批評此為「劣根性」，卻未曾見到整個農村社會架構的不足，即是將地方去脈絡化的批評與詮釋。
在政策面向上，又因為社造工作強調由下而上的公共參與及實踐時，由最底層的社區提出計畫，不可避免的面臨到中央部會的審查；但中央部會常因視野與經驗侷限，同樣將地方去脈絡化地觀看，認為地方提出的相關計畫沒有理由、無法說服、不具脈絡，甚至沒有意義。
舉個例子，近年來文化部提出「私有老建築保存再生計畫」[1]，期望民間將私有的老建築以公共利益、文化保存，或藝術實踐等為原則，挹注經費協助私人空間在有條件的情況下修復建築。但其中一項重要的規定，該建築需於民國60年以前建立（或「其情形特殊，經審查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於是該計畫開放申請以後，東部少有人申請，許多人認為係東部人口基數少，計畫申請者亦按照比例減少。但若以豐田來觀看實際的情形，會發現有微妙的不同。真實的原因，是因為東部的建築條件與漢人開發歷史不若西部，雖然豐田過去為日本官辦移民村，但年年面臨的颱風與地震，仍使得多數的古蹟與老建築在地震與颱風中損毀；造成今日豐田許多建築都是在晚近30年間才逐漸重建／再建；過去留下來的老建築許多都殘破得難以重新修復。
老建築補助計畫有其目的，我們沒有辦法無理的要求所有的計畫要面面俱到、包山包海，但如果官方政策並未考量到相關的地方情境，便會發生此種情形：政府有意補助民間，但是補助的條件卻使得民間無法申請，最終被排除於中央的政策之外。
缺乏想像的地方未來
地方失去主體性，有人將其歸因為是1987年台灣才正式解嚴[2]邁向民主國家之故：臺灣還是一個邁向民主國家過程間，仍在學步的幼兒。從1987年臺灣解嚴（1992年金馬地區才正式解嚴）至今，僅僅經過32年的時間；台灣的第一任總統，還得等到1996年才正式由民選選出。雖然過往的民運、工運，還有族群運動等等，為臺灣的民主動能奠定基礎，但真正的實踐民主機制還有漫長的路程。
雖然，解嚴漸漸將權力從中央釋放而出，但一時半刻，仍難以扭轉中央部會仍習慣以權力中心、都市中心的本位視角觀看地方，使得地方的自治與中央的權力結構需要調節彼此的權責；大眾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及意見，也都還處於薄弱且無法識明的情形。
中央和地方權力的不對等，經過這幾年的社造經驗與對於社會的觀察，我逐漸發現這些僅是部分的原因。對於東部或地方而言，更大的問題是未能從過去的歷史脈絡與進程中，找尋和建立自身的主體性。
在相關的政治環境、公共社會領域，地方的未來想像，總是以「都市化」作為最終極目標：因為不明白「我」是誰，當想到「我」要成為誰時，直接地以一個主流、中心，或各種多元意義的「權威／典範」對象進行仿效。中央在這過程間，也同樣的因為單一視野與地方經驗的薄弱，對於地方的未來想像流於「都市化」。
簡明言之，地方因為過去的歷史脈絡欠缺、又處於中央的政治權力中心邊緣，在主流的想像中缺席；同時在大歷史的宏大敘事中，湮沒於主流敘事，鄉村淪為都市的附庸。綜合看待，東部／地方更像是一種殖民般的社會情境，需要重新建立自我的主體，不僅是從內在重新爬梳自我，也需要積極的重建外在他者的視角，才能真正的想像與實踐地方的未來。
社區營造的未來，又或者是今年提倡的地方創生元年，不斷的強調在地性、地方DNA、接地氣等等，它強調的不是社區協會、地方實踐團隊透過地方的文史調查放入計畫書之中；而是真正的將地方的過去、現在，轉化成為自我的主體性，以此想像計畫、構築未來。
若真的實踐如此，花蓮市的溝仔尾也不會將過去日本時代保留下來的古橋拆除、改變社區街道的歷史風貌，以台北的信義新天地為仿效對象，亟欲打造一段新興的徒步商業區。
從地方開始 找出台灣真正解答
社區營造所面臨的主體問題，若我們不單純的把它當作地方問題，而是放入地方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時，它不再單純的只是探尋一個區域的主體性，而是真正的詢問「台灣」是什麼——這麼一件事情。
我們不能夠忽視，台灣就是一個多元族群，由不同的「小」集結起來的「大」。但今日這座島嶼長期以來被「大」，如國家、家國、國族[3]意識，以及和中國對抗的情境中綁架，整座島嶼的認同、歷史、族群、人民，幾乎都在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服務。
然而，社區營造卻能使我們重新微觀整個島嶼的多元主體，拋棄那些國族意識，重新思考臺灣──這個多地方、多族群、多歷史的島嶼是什麼？以及，誰是台灣這麼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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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民國106-109年（2017-2020）期間，依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文化生活圈建設計畫-文化保存-具文資潛力之老建築保存與再生計畫」提出補助計畫。
[2] 西元1992年金門、馬祖解嚴後，臺灣才各地區都正式地解嚴。
[3] 臺灣國族意識的「族」也是具有極大爭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