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災難觀光化 川震後的映秀與失去耕地的災民
汶川震後半年，中國對四川災區的重建在世人目光中大刀闊斧展開，她以志工身分走入災區，與災民因長時間相處而有更深的互動；她記錄災民對政府發放物資與援助，從期待到失落、再從憤慨到自立圖強的過程，他們從天災中學到的領悟是，日子終究得過、天助人助不如自助。
映秀鎮民大多做些小生意，不是開餐館、就是經營民宿，要不就是賣衣服或手工藝品。他們原本是農民，有自己的田地，有些人甚至養魚兼營農家樂，雖不算富庶，日子也還過得去，努力一點攢個百萬資產沒有問題。災後，他們被迫搬離破碎的土地、住進這個新城鎮裡，政府絲毫沒有分給他們農地的計畫，僅建議他們利用新房經營民宿和餐館。
畢竟這裡是震央，能吸引遊客。
但我所遇到的鎮民對此不以為然，像是民宿老闆娘就直剌剌地說：「來幹嘛呢？你來過一次還會再來嗎？有什麼好看的？這裡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她扯著嗓子大談生計困難，後來又說自己其實不想抱怨：「本來地圖上還找不到映秀這個地方，現在它世界知名。我還能說什麼呢。」
確實，每個往川西高原而去的旅客都會在映秀停一下，繞一圈，感嘆幾聲，再上車離開；有些人會吃頓飯、過個夜，在周遭晃一晃。重建完成的頭兩年，每逢過年或黃金周，遊客跟滾落岷江的土石一樣塞爆這個小鎮，但熱潮很快就退了，居民開始覺得生活困難，不如離開。
一個在地震中死裡逃生的藏族婦女就忍不住向我抱怨，說自己雖然分到房子，路也建得好，但還不如過去那種簡單的房子與日子，種種玉米、養養魚就能生活，如今日子過得很辛苦，醒來就得操心，都犯胃病了。「現在過一天是一天。」她坦言留在這裡，只為了孩子，「等孩子大了，我一定要離開這裡。」
失去耕地的災民只能依賴觀光 無法解決根本生計問題
不論外界如何盛讚映秀重建成果，談論居民重新站起的生命力，對於居住其中的人來說，這一切都不踏實。類似的質疑聲音，在重建後一年就已出現，2012年，就有媒體評論道：失去耕地的映秀災民只能依賴觀光，但觀光業根本無法解決這城鎮的生計問題。就算在外人眼裡看來，這些村民的生活「躍進20年」，但事實上，對居民來說，少了經濟生態就是一種倒退，而這種倒退，不是外人願意關心、能夠體會的。
但映秀新鎮的問題，不只這裡的居民獨有，鄰近的張家坪也有類似問題。災後，張家坪有98％的房屋倒塌無法居住，95％的土地被掩蓋和徵用而無法耕種，就連山上剩下的那5％的土地也因汙染而無法種出農產品。幸運的是，他們沒有遭到迫遷，倖存的98戶村民都被集中安置在一個雙排樓房新區裡，然而村民關係卻變得冷漠。根據當地社工與民間組織釋出的資料顯示，這些樓房有7成門戶緊閉，但這並不意味著「足不出戶」，許多家庭只是因為擔心被土石流活埋或「生計歸零」而長期外出，根本就不住在這裡。
「主流價值觀的衝擊強化了人們對物質的過度追求，再加上生計歸零的生活壓力，經濟收入滿足不了人們對金錢的慾望，一些村民便選擇到更熱鬧的地方做生意或外出打工，社區裡面只剩下一些老人……。」協助重建的廣東團隊在一個公開場合中坦言這是個不容易解決的難題。
這些外來團隊採取和政府一樣的方法：鼓勵住民把住家改造成民宿，以觀光活絡經濟。當然，他們清楚「災難觀光化」的問題－－觀光之所以變得如此淺薄，就是因為地方政府在爭取國家級旅遊景區過程中，只懂得規劃、組織上千人的旅遊節慶活動，讓大眾旅遊主導市場，因此，絕大多數旅客到災區也只是「到此一遊」，不知道怎麼跟地方產生真誠的互動。這樣的「觀光經濟」自然不是他們所企圖的，但他們得面對並改善這種處境。
原地重建？異地重建？災區應該重建嗎？
但最根本的問題，或許不在重建本身，而在最初的決定：走或不走。城鄉制度研究者童大煥在〈不該重建的汶川〉這篇文章中，以「表面富饒內心空洞和貧窮的災後重建場景」開頭來表達立場：災區不但不該被重建，甚至要強迫災民完全撤離。
每一場大範圍、大規模且破壞性強的災難發生後，原地重建或遷村都會成為重建規劃方向與議題。汶川也不例外，有異地重建的主張，就會有原地重建的堅持，有一派專家認為災區地質經過治理，就能恢復原來的樣子，甚至諷刺異地重建是一種「逃跑行為」：「汶川縣城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是我們的祖先用生命和鮮血找到的這個安全島，不應輕言放棄。」
但汶川人不同意這個意見。災後1個月，《新京報》的調查顯示，有高達97.6％的居民支持異地重建，因為他們擔心土石流毀滅家園。這家媒體評論：「你可以說他們被嚇破了膽，但這就是他們的真實感受。」
因為找不到其他理想的異地，汶川縣城最後仍然原地重建。童大煥因此抨擊這種急速且加倍奢侈的重建：「汶川重建，只不過是我們的城市化誤入歧途的一個典型標本。迫在眼前的災難面前仍然無知無畏，面對人口過度留在生態脆弱地區從事農業生產的慢性病似的生態災難，就更是幾十年都不當回事。」
原地重建不代表事情底定。映秀附近的草坡鄉雖然原地重建，但一次嚴重的土石流讓那個地區的水電通訊道路等基礎設施毀損，農地與住屋都遭破壞，專家評估這個鄉鎮已經不適宜人居，要求遷村。協助重建的團隊因此憂慮，擔心草坡鄉變成第二個映秀鎮，同樣會面對缺少自然資源、失去生計來源的困難。
921災民的困境：揭開歷史結構問題的災難與重建
這些困惑跟討論對台灣來說並不陌生，有好幾次，整個社會都陷入在類似的爭論裡，不論哪一方都會堅持自己的道理，聚落、親人因此爭吵，甚至失和。我時常在採訪現場窺見這樣的裂痕：拒絕遷村的災民堅持土地與文化根源的重要性，暗諷另一方背叛；願意遷村或選擇搬進永久屋的災民則感到受傷委屈，他們只是想趕快安頓生活，睡個安穩的覺，不願驚惶過日，為什麼要被譴責？
我們這些媒體工作者，也是這種決裂的幫凶－－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過後，遷村和原地重建的爭執，撕裂了每個受災的部落與社區，經由媒體放大，無關的人也都捲入戰局中，但不論怎麼爭論，民間負責的永久屋很快就蓋起，遷村的事宜也沒有什麼妥協的餘地，那些被迫遷移的原住民部落面臨跟映秀一樣的問題：失去土地、依賴觀光、人口流失……。
政策之所以如此專斷、決策如此快速，源於921重建的「緩慢」，而那段重建過程，則被全景工作室細膩地記錄下來－－如果觀眾在觀看過程中感覺到的是各種繁瑣、挫折與感受，那麼放大百倍或許就能貼近災民所處的現實。
例如陳亮丰所拍攝的《三叉坑》紀錄片，就深刻描述921災民的困境：位在大安溪上游的泰雅部落，因為地基崩毀而被專家判定危險，要求遷移。即使遷移的幅度不算大，只是避開危險區，往旁邊的土地移動，卻因涉及徵收、變更地目等等繁雜程序，讓難度大大提高－－因為貧窮，族人的土地已經轉賣給平地漢人，整個部落幾乎打零工維生，若要取得重建用地，得向這些地主徵收，崩壞的土地則收回國有。
災難與重建，不過是揭開歷史結構問題的引子而已。震後，鄉公所調查災民遷村意願，但從頭到尾聽鄉長說明、確知遷村事宜的，只有一位長老而已，其他人都在懵懵懂懂中表示同意。畢竟蓋房子要貸款，而原住民沒有土地權狀－－山地保留地均被強制編為國有財產－－貸款無門。族人沉默地接受這個命運，然土地徵收啟動後，仍擁有土地的少數人情緒反彈，因為他們的利益就在這重新分配的狀態下被犧牲，但最後，還是妥協了。
這些原住民還算是幸運的，他們在社工黃盈豪的協助下，根據泰雅文化中共食共作的「gaga」精神，靠著他們既有的社會支持系統，捱過生計困難、沒有產業的階段。更重要的是，他們因為保有土地，才能繼續耕作，從而發展自己的社區產業。
出身南投的黃盈豪，自己就是災民，地震後卻選擇跟著師長帶領的社工隊伍到三叉坑等部落駐點、協助重建，這些部落也成為921最成功的重建據點之一。
「921是現代台灣首次面臨的大災難，這個災難也撐出很大的空間，讓我們這些年輕人有機會回到故鄉，找到空間與土壤發揮創意與專長。」儘管這段路有些波折，但日後回顧這段歷程，黃盈豪感到樂觀與驕傲，直稱那是困難且珍貴的經歷，「當然，也是因為過去台灣沒有經驗，也沒有規格限制，才玩出許多有特色的成果。」
大安溪上游是雪霸國家公園，這些部落也沾了點它的光，獲得些觀光收益；不過，黃盈豪很清楚，重建的基礎還是在於土地，不論是友善土地農業或是農產加工，都是以土地為基礎，畢竟，農業耕種的門檻低，是大家能夠一起做的事，如果當初選擇的是旅遊業，就得要有足夠的資本與經驗，如此也可以想見－－最後會是外面的人進來做，而原住民只是被抬出來當門面而已。
黃盈豪也曾在川震災區待上3年，對於川地重建的問題也算是瞭解：「川震跟莫拉克風災重建的狀況很像，都是政府主導重建，川震尤為獨斷。對我們這些台灣社會工作者來說，到四川服務的意義，無非就是學些經驗。」
災難的斷裂不可逆 重建不等於「復原」
這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是「災難」的閱聽者，在一格一格的災難報導中，感受悲劇、體驗生死、表達憐憫、暢談「災難的啟示」，或轉發訊息、捐點物資捐點錢，但闔上報紙、切換頻道、關閉視窗或收起手機後，就再與自己無關。
災難，從各方面來看，都是有時限的。一開始，新聞會24小時不斷，每天都有一些進展，而後是天天回放。從震驚到悲傷、從流淚到控訴，人類敵不過自然，但生命會戰勝災難。就像災難電影有其公式一樣，災難報導也有生命周期。
早在新聞衰退期，觀眾已率先撤退，回到日常，最後像是沒這件事發生一樣。對那些直接承受災難的人則不同，從地震發生那一刻起，他們的人生岔了出去，生活如同撞擊過度的板塊那樣，發生位移、錯動，生命掉落在斷層處。重建對他們的意義，不僅僅是追求一個安定、安全的家而已，還是回到日常的路途。
很少人能理解，重建並不意味著「復原」，而是重新打造一個別於過往的環境空間，承載新的生命與記憶。災難造成的斷裂，是不可逆的，不論多大的毀滅、多嚴重的打擊，城鎮與居民還是在時間流裡，一日過著一日，將每一天過成個平凡普通的日子，所有苦痛與傷害，也就拋到流逝的歲月裡。
• 本文摘自：《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
• 出版社：八旗文化
• 出版日期：201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