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輩們的「四處走走」為了找到社群安全感與支持

編按：

年輕的學子、年輕世代北漂、南漂前往異地求學工作，在那些農村裡，誰才是留下來的人？同時代的人，伴隨著台灣都市化的發展，不少人早已移居城市，但這群濱海老農卻選擇留在家鄉，年華老去的他們，正如何面臨生活的挑戰？解決長輩出行難題的大眾運輸，對於這群長輩而言，卻連走出家門一步都顯得困難重重！

現為英國倫敦大學人類學博士生的康舒雅，在《留下來的人》書籍中，回到故鄉台西村，深入關照偏鄉高齡者的生命紀事，指出移動不僅是物理位置的改變，更是建立社群、產生關係的方式。

「移動」成為高齡者的共同挑戰

儘管每位高齡者的身體條件不一，所面臨的艱辛自不相同，然而歸諸於身體機能退化帶來的移動性限制，則是台西村高齡者共同深刻體會的老化面向。

事實上，台西村高齡者的移動方式，延伸而言是移動倫理的探討。移動系統（mobile system）的組成，包括基礎設施與各種科技物的物質安排，牽涉了複雜的物的參與、社會關係與實踐。

台西村地處偏遠，公車顯然是其中最關鍵的移動設施，疫情下的班次調整，使高齡者的生活安排發生了變化，他們必須重新評估自己的時間投入、事項安排與替代方案。像米仔這樣難以出行的高齡者，她的相關需求得仰靠金錢支用或兒女支援。移動課題顯然在社會的制度設計不足之下，成為一項私人必須自行調整、自我解決的課題。

為什麼這些不便於行者的日常移動需要，沒有納入公共討論，擬出適切的方案？

這些差異的移動圖景，指出了人類社會中權力、權利與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位處邊緣的高齡者如何移動至他方獲取生活所需，是一項嚴肅的政治性課題。在進行相關政策設計時，不應將高齡不便於行者視為「異常者」，而必須將移動作為人類的基本權利，考量到所有狀況的需要，將其視為普遍經驗，並且體認：「每個人都是仰賴公共領域的環境才能順利移動。」

另一方面，移動也是一種產生關係的方式（a way of relating），人們透過穿梭在各個地方之間，串連起關係與意義網絡。因而，移動的限制，不僅使高齡者難以滿足自身的日常機能，還令他們無法參與村內的社交網絡、被排除於群體之外。

鄉下地方常被視作人際關係稠密的場所，人們想像高齡者在熟悉的鄉間度過晚年，也總是語帶慶幸：「幸好他們（高齡者）還有人在身邊互相照顧，還可以四處走走。」在身體機能運作如常的狀態下，長期培養的夥伴與鄰里關係，確實能為高齡者的日常穿針引線，在交換食物、幫忙簡單勞務與三兩言談裡獲得社群的安全感與支持。然而，社交生活仍須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動性，必須透過勞動、採買、祭儀等方式現身於公共場合，因此，移動能力受限者便可能逐漸從原有的人際網絡中脫落，消失在公眾視野。

就算不能出門……，口耳相傳就能被庄內人牢牢記著

樹仔、全仔與米仔等人，各自有程度輕重不一的身體狀況，也因個性、習慣而開拓出不同的生活模式。老化是漸進式的過程，病痛的症狀既普遍、又零碎，似乎難以歸納為單一現象，但環繞其中的課題無非是日常生活的打理、以及人如何參與在集體裡，這些在在都攸關老者的生活品質與自我認同。其中關鍵的環節在於移動的條件，移動提供人們互動的機會，是人們彼此之間交織關聯、穿梭往來的線路基礎。

不再出去走動的米仔，以及其他同樣閉鎖家中的高齡者，在自己「本應在場、而不在場」的情境中，與社群產生距離感。米仔如今對庄內事已一知半解，無法到處走動搜集信息、交換感情，隨著移動範圍逐漸限縮在自家區域，構築米仔內在世界的一部分，也靜悄悄地崩落了。

幸而，只要仍被眾人惦記、關心，關係即有存續可能。庄內人長久維繫的交情，並不因一方身體受限而硬生切斷。米仔過去長年的勞動生涯中，累積了不少好夥伴。除了雀仔，米仔的幾個交好夥伴偶爾也會登門拜訪。透過她們的眼耳口鼻，米仔也能夠了解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用話語和關心替代移動，建立起高齡者的網絡

在高齡者失去主動連結的能力以後，替代性的移動線路打造，成為高齡者能否持續參與社會的重要課題。每每當我坐在一旁，聽著老人家談天說地一下午，從誰誰誰現在情況怎麼樣、最近哪塊田發生了什麼事，到誰去世了、年輕和誰做工時實在很氣他的作為……等等五花八門的閒碎事件。看見他們逐漸從抑鬱轉為舒展，便忍不住想：人們需要的，只不過是在對話中能感到自己的存在而已。

在這些互動往來中，彼此熟知的情境、人物與地方，通通可為話題，幾十年的交情成為堅實的對話基礎，幾人之間不斷來回確認彼此還在意的事、還關心的人。在只有同年代共艱苦過才能意會的情境裡，空氣中流轉的氛圍與他們單獨向我解釋時的狀態，截然不同，他們在言詞的拋接中肯認了彼此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