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弱勢卻要付更多錢...是什麼推高障礙者國旅成本？直逼「飛一趟東京」
在台灣，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已施行多年，但身心障礙者追求自立生活與社會共融的道路，仍充滿挑戰，走出家門、融入社會來滿足休閒需求，對障礙者來說只能是奢侈的夢嗎？
長年關心障礙者議題的台灣障礙者權益促進會（以下簡稱障權會）副秘書長劉于濟，自身就是肌肉萎縮症患者，在他的生命經驗裡，外出對障礙者而言是實踐自立生活的重要一步，但現況卻往往伴隨風險與高成本。
50歲飆速、20歲找攻略！一窺三代障礙者對「外出」的想像與困境
劉于濟觀察，在台灣，不同世代的障礙者對外出有各自的想像，例如50、60歲的障礙者，經常透過網路社群串連其他障礙者，一起揪團出遊。有些人還會乘坐改裝電動輪椅飆速前進，雖然危險，但也凸顯他們沒有更好的交通選擇。
至於像劉于濟這樣的中生代，習慣上網搜尋其他障礙者的遊記資訊，再自己照著攻略嘗試出走；而更年輕一代的障礙者，成長於無障礙設施與個人助理制度逐步發展的時期，外出的機會又比前兩個世代的人多更多。
但無論是哪個世代，當中都受到家庭支持、交通、住宿、經濟成本與制度限制，形成一道道隱形障礙，即便有了個人助理協助實踐自立生活，仍充滿挑戰。
復康巴士像是「南瓜馬車」？出門社交卻總被交通工具綁架
對於障礙者而言，交通是外出的第一道關卡。劉于濟回憶，過往想出門，若非仰賴低地板公車，就要提前7天預約復康巴士，導致社交活動缺乏彈性，如果跟聊天對象話不投機時無法及時離席，相談甚歡時卻可能接到司機來電催促上車返家，他形容復康巴士宛如一輛南瓜馬車。
縱使現在交通工具選擇更多元，多了無障礙計程車，看似提高機動性，卻也伴隨高昂費用，一旦遇上司機坐地起價，車資將直逼一張台北往高雄的高鐵車票。即便搭上收費合理的無障礙計程車，但時間與行程仍受到限制，劉于濟說，「如果我跟司機談好包車出遊5小時，萬一玩得意猶未盡，到底要不要離開？」
此外，若是長途旅行，障礙者的身體狀況往往無法負荷長途客運或火車，在只能選擇搭乘高鐵的情況下，進一步推高交通成本，一旦發生大眾運輸臨時停駛，也難以馬上安排無障礙旅宿，或找到回家的替代方案。
勇於嘗試各種挑戰的劉于濟，更以自己體驗飛行傘的經驗為例，一般人玩飛行傘，成本可能只有交通的油耗與活動費用，但障礙者卻必須額外支付無障礙計程車的來回車資，總成本是一般人的數倍。
無障礙旅遊比出國還貴...障礙者外出被迫支付更高成本
不僅如此，在台灣要找到輪椅方便進出的旅宿，難度極高，有時障礙者僅需要一間雙人房，但飯店的無障礙房型卻只有四人房，只能被迫支付更高費用。
更常見的是，業者想像中的無障礙房間，與障礙者的需求完全不符，舉凡房間設計輪椅動線受阻、浴室空間過小，甚至將浴室設置在房間外，或設計並未考量輔具需求。
2023年，劉于濟乘著電動輪椅，與孩子一起環島35天，為了應付外宿挑戰，他自備可折疊的移位機和便盆椅等輔具，但實際上路後才發現，許多旅宿的箱型床架底部並非鏤空設計，難以將移位機的腳座放置於床底下正常使用。
「障礙者本來就很容易被歸類在經濟弱勢，在這樣的狀況下，我們出門還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成本。」劉于濟語帶無奈地說，一趟國內旅行的交通與住宿費用加起來，「我已經可以從台北飛東京了。」
不能潛水、一天只服務2小時...個人助理是自立生活的助力或阻力？
這些困境不僅影響障礙者的生活品質，更阻礙了他們的社會參與。面對重重障礙，「個人助理」的出現，似乎讓障礙者有機會實現過去難以想像的體驗，進而展開新視野。
有別於傳統看護，個人助理的核心在於以障礙者為主體，強調「主動詢問、被動協助」，不主動替障礙者完成任務，而是依障礙者的意願提供必要支持，無論是協助外出、處理日常事務或參與社交活動，決策權始終握在障礙者手中。劉于濟強調，個人助理就像障礙者的「手腳延伸」，甚至有助障礙者強化社會角色，例如自己就在個人助理協助下，促進親子之間的互動。
然而，個人助理的服務時數不足是一大隱憂，使障礙者難以真正實現自立生活。他坦言，政府提供的個助補助時數有個不成文的規定，通常只有60小時，若是每天都要使用個助的的人，平均一天只能使用2小時。
拉長個助服務時數，不只讓雙方有更多機會熟悉彼此的生活方式、互相磨合，幫助障礙者達成自立生活，劉于濟認為，這同時也保障了個人助理的勞動權益，讓個助不再需要為了維持收入，而同時服務多個個案。
不僅如此，政府近年將個人助理納入勞健保後，政府以風險保障為由，對個人助理的工作內容進行限制。劉于濟提到，像是協助障礙者從事潛水、飛行傘等都被嚴格規範，「政府覺得你出去5個小時就好，沒有期待你過夜，也沒有期待你再去做更刺激的行為。」
他無奈表示，有些障礙者只能私下跟個人助理協商，「我們有時候也會覺得這樣的過程不是很舒服，我明明就是在進行社會參與，不是去做什麼違法的事，為什麼要偷偷摸摸地做？」
當「社會參與」與「生活協助」嚴重斷裂 誰來幫障礙者洗澡？
此外，政府將社會參與與生活協助硬性切割，例如規定個人助理不得幫障礙者洗澡。劉于濟不禁質疑，「社會局認定洗澡是居服員的專業，那我去玩三天兩夜，誰來幫我洗澡？」這種斷裂的制度設計完全不符合生活需求。
即使政府鼓勵障礙者與個人助理多多走出家門、融入社會，且法規認定個人助理是協助障礙者進行「社會參與」和「生活協助」的重要角色，但實際執行上，卻只著重社會參與，認為家中的生活協助交由居服員處理即可。
種種限制限縮了障礙者能從事的活動類型與時長，導致許多障礙者無法使用核定時數申請服務。「總不可能個人助理把我推回家門口說拜拜，其餘就不關他的事，這不是一個連貫的生活模式，但政府卻想要將兩者切割。」他直言，許多人未能區分「照顧」和「協助」的差異，沒有將障礙者視為真正的主體。
當障礙者失去「說話」能力 自立生活難以落地
除了時數不足、服務斷裂，對不少障礙者而言，與個人助理之間的溝通協調也是一大挑戰。
雖然法規規定滿18歲即可申請個人助理，但並非每個障礙者都能立即適應有個人助理的生活。劉于濟解釋，許多障礙者在18歲前，缺乏與同儕互動、與他人溝通的機會，導致不知如何與個人助理討論自立生活計劃，「以前沒有培養這些能力，到了18歲政府突然跟他們說『哈囉這個禮物送你喔』，他們也不會使用」，更遑論當家人與個人助理之間出現認知衝突時，往往也無法居中協調。
「如果大家還是以家屬的意志為主，障礙者的意志就有點難被表達出來。」劉于濟認為，家屬應該從主導者轉為輔助的角色，學習放手，才能真正支持障礙者的自立生活。
從劉于濟的觀察中，不難看出障礙者的「外出」從來不只是移動，或能不能走出家門，更是生活自主的象徵，當制度到文化都承認他們有選擇的權利，障礙者不再需要以「勇氣」作為出門的必要條件，而是把外出當作日常選項時，台灣社會才能走向真正的共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