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垃圾」到「商品」－城市的垃圾去哪了？

近幾年，垃圾危機在許多縣市一一浮現，每人每天的平均垃圾量不斷增加，現有的垃圾處理系統也逐漸不堪負荷。萬華區寶興街一間資源回收場，卻因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條例》中住宅區內不得設立回收場的規定，在今年2月結束了將近50年的營業。

根據民間團體五角拌的報導，資源回收場不僅協助處理近兩百噸的回收物，更是支持了近兩百位拾荒者的生計。因此回收場的被迫停業不僅是鄰避設施的設置及選址課題，更反映了城市的垃圾處理其實牽涉了龐大的非正式廢物經濟產業鏈。

廢棄物的流動與消費社會

鮮少有人會關心自己丟棄的垃圾去了哪裡，在大眾眼中垃圾常常是髒汙且無用的，「丟棄」的動作宣告了物品的死亡，必須被掩蓋銷毀，消失在我們的可視範圍內。

現代的城市生活中，大量消費、大量丟棄已成常態，東西不只壞掉了可以丟，但凡東西多了、稍微舊了，或是不想要了，就會被任意丟棄成為「垃圾」。大量的生活廢棄物除了仰賴城市的清運系統外，更像是一座寶庫，撿拾收集所需的廢品再進行分類變賣是許多拾荒者的維生管道，更是許多窮人的基本生存策略。

對於這些拾荒者而言，廢棄物的流動、分類、再利用仰賴的是個體的勞動，並且取決於城市所提供的基礎設施。為了將廢棄物從源頭運送到可供處理變賣的地點（例如回收場、舊貨商和二手市場等），跨區的移動往往是必要的。

以西昌街二手市場常見的廢品來源為例，有不少是來自於東區、信義區的住宅大樓，此時垃圾便體現了一種價值政治 —「Your trash is someone’s treasure」，對於不同的社會群體而言，垃圾意味著不同的價值（Reno，2009），城市居民的生活垃圾反而成為底層階級的謀生工具

廢棄物運輸常見的私人運具大多為機車和腳踏車，並藉由各種「改裝」來增加運輸空間，而缺乏私人運具的拾荒者則須仰賴各種大眾運輸工具或是雙腳萬能。撿拾而來的廢品無處安放，只能和拾荒者綁在一起並游移在城市中的各個角落，「庫存」增加的同時也增加了移動的沉重。

除了運輸外，廢棄物的處理還需要有倉儲、分撿的空間，而拾荒者的私人住宅大多承載了這樣的功能。在西昌街二手市場擺賣的阿城即是一例，作為一位舊貨商，他承租了一個位於華西街巷弄內的雅房，雅房所在的公寓大門永遠都是敞開的，一踏入內最首當其衝的就是嗅覺，撲鼻而來那種垃圾特有的酸臭氣息和霉味令人頭暈，而一轉頭就可以看到阿城的「貨」一箱一箱的疊在門口。

阿城的「房間」位於二樓，踩著老舊的木樓梯往上，每走一步都會發出嘰嘎的聲響，必須十分小心，然雙手也很難扶著牆壁，因為旁邊的牆壁已經全發霉了。到了二樓的房間門口依舊堆滿了貨品，勉強將門推開一個縫往內瞧，卻完全看不到走路的空間和一個住宅該有的擺設，只聽到阿城養的狗「阿歡」在裡面吠叫著。

然而更多的是負擔不起一個「私人空間」的拾荒者們，因此如何善用既有的環境資源，「挪用」城市街道中的各種隱蔽空間，考驗著他們的智慧。Ta（2017）對於香港深水埗販賣二手貨的小販研究中觀察到，有些小販會將裝有貨品的行李箱鎖在人行道的欄杆上，或是將貨品藏在建築物後方不起眼的狹窄巷弄中。

在西昌街，不少拾荒者便是透過日復一日的身體實踐，對公共空間進行挪用：「我比較奸詐你知道嗎…我都把我的東西綁在電線桿，還有就是那間店他每天晚上10點關門，我就把東西綁在那裏，人也在那裏睡覺…我很好入睡的。」拾荒者利用「時間」來和一般市民的日常活動進行阻隔，不僅是避開外界投來的嫌惡凝視，同時也是盡量減少對於市民日常生活干擾的生存策略。

從垃圾到商品的廢物經濟

生活廢棄物的源頭來自各種消費品，經過了生產、消費、使用的過程，最終被棄置，成為被認為是無用的垃圾，然而廢棄物的循環再利用作為現今永續發展和垃圾處理的重要目標其實早就是拾荒者的每日實踐。可回收的垃圾進到回收場等著再資源化，而尚具有經濟價值的廢品則流入二手市場重新回到消費者手中，其價值便在一連串的分類、變賣和交換中被重新創造。

從結果論而言，我們所需的垃圾分類再利用確實被落實了，但這樣的成果並不完全來自人們素質的提升或是政策與規則的引導，更多的是來自垃圾背後的經濟價值。大量的廢棄物處理除了仰賴官方的清運系統外，也需要更多非正式的、多元的管道。

除此之外，這樣非正式的廢物經濟產業鏈亦顯現了廢棄物的處理和住宅區的活動是緊密相關的。許多生活垃圾來自於住宅區，若依照臺北市目前的土地使用分區，回收場僅能設置於工業區、農業區和保護區，硬是將兩者區隔將增加拾荒者個體作業的困難，也讓尚具有經濟價值的廢品與消費者更加脫離。

廢物經濟消納了來自城市的垃圾，乘載了我們每天的消費與浪費，維持了城市生活的繁華與便捷，同時也正在以自身獨有的方式重新加入生產。因此，一味將回收場這樣的鄰避設施推向城市的邊緣並非唯一的解方，可能將原本就弱勢的族群推向更艱難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