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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城市規劃師！孩子們改造凱道 畫出給下個世代的友善街道
台灣孩子的移動能力與範圍近年日漸萎縮，缺乏完整的街道基礎設施、安全獨立的人行空間，是我們的孩子越來越少走路、無法自己出門上學的最大困境。在成年之前，孩子的自主移動能力取決於步行、大眾運輸、及慢速的運具，如：自行車或滑板。
從「垃圾」到「商品」－城市的垃圾去哪了？
近幾年，垃圾危機在許多縣市一一浮現，每人每天的平均垃圾量不斷增加，現有的垃圾處理系統也逐漸不堪負荷。萬華區寶興街一間資源回收場，卻因違反《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條例》中住宅區內不得設立回收場的規定，在今年2月結束了將近50年的營業。根據民間團體五角拌的報導，資源回收場不僅協助處理近兩百噸的回收物，更是支持了近兩百位拾荒者的生計[1]。因此回收場的被迫停業不僅是鄰避設施的設置及選址課題，更反映了城市的垃圾處理其實牽涉了龐大的非正式廢物經濟產業鏈。
打破租金天花板！韓國如何快速增加可負擔租賃住宅？
1980年代韓國與臺灣曾有相似的住宅課題。1960至1990年代，韓國與臺灣都市人口規模快速成長，政府皆面對住宅空間不足的課題。經過統計，韓國首爾當時每年平均增加27萬人口，每天至少須興建200單位住宅才能追上人口成長速度 （金秀顯，2011）。
地方政府快跟上！打造三大「淨零排放」綠生活的國際城市案例
今年六月全球熱辣辣，以往六月氣候宜人的歐洲罕見地提前2個月迎來盛夏高溫，法國西南部海濱比亞里茲（Biarritz）氣溫在六月中飆升至新紀錄42.9°C；高溫也引發西班牙森林大火、焚毀近兩萬公頃林地，隨著大火黑煙逼近家門，兩千多位居民被迫緊急疏散。
當我們因為網路越來越宅－如何用「科技」讓人出門
當公共空間逐漸變成單一性質停留點，環境的品質下降，人們經過這些場所不再與他人發生連結，公共空間消失了原先具有的社交群聚功能，同時數位科技也加劇了這樣的現象，人們因為虛擬環境而拉大人際間實體關係的疏離。在看似充滿危機的情境下，我們也發現，或許充分與妥善的運用數位科技，能使科技的發展創造出新的平衡，反轉危機為契機。
看不見的外國人：文化讓我們對他視而不見?
超乎想像的疫情顛覆了很多習慣，跨國流動慢了下來，我們不確定下一場異國旅行能安排在哪一段假期，偽出國竟然會有商機。即便在疫情相對穩定的臺灣，我們也暫時很難看到國際觀光客的身影，但撇去觀光客來說，各國之間的邊境管制並非這麼封閉。即便入境人數大減，還是有許多國際移工跟我們居住在同一座城市，我們有時候很容易察覺他們的存在，有時候卻看不見他們。
閒置空間合法佔領！－荷蘭的居住正義「佔屋行動」
當代台灣社會隨著經濟與傳統家庭結構組織的變遷，「居住」這個題目，不再只是過去隨著經濟起飛，錢淹腳目時代的住宅房地產買賣投資議題，在21世紀的台灣，居住議題儼然是各黨派無法忽視的社會議題。近年來，在傳統房地產買賣租賃模式外，陸續出現規模大小不一的另類居住模式。大規模的有於社會住宅聯盟多年倡議下，公部門主導推動的社會住宅興建；小規模則有新創公司玖樓在私人租屋市場結構下試圖經營的「co-living」，或由都市原住民社會運動議題發展出來的溪洲部落自力造屋，皆為試圖在私有市場經濟主導的台灣房地產版圖裡突圍，尋找更有公共性意義的居住形式。
面對難民危機 我們打造遊樂場，贏回孩子笑容
敘利亞內戰帶來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這不僅是歐洲的課題，也是全球人類社會的課題；包括歐洲各國相繼關閉國界、瑞典難民收容所的兇殺事件、法國加萊「叢林」的拆除衝突，直到最近的比利時爆炸案，諸多事件反應著難民議題背後涉及複雜的人權、邊境、主權、國家安全、社會包容等等層面。難民營的空間政治，也被視為當代最棘手的都市空間議題；更加殘酷的是，逃離敘利亞的400萬難民人口當中，超過一半是18歲以下的兒童。敘利亞男孩屍體俯臥在土耳其沙灘上的照片，赤裸的呈現了兒童在戰亂下毫無抵抗力量的脆弱。(延伸閱讀：瑞士攝影師 Magnus Wennman 鏡頭下敘利亞難民兒童的逃亡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