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訴訟燒進台灣！環境權基金會用法律捍衛環境永續

你知道什麼是「環境權」嗎？你是否曾想過，擁有乾淨、永續的環境是一種基本權利？在台灣，2023年4月，第一起針對「用電大戶條款」的氣候訴訟正式開庭，原告除了綠色和平、環境法律人協會，還包含4位氣候災難潛在受害者。這起氣候訴訟，是台灣環境運動的重要一步，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環境變化對生活帶來威脅，「環境權」受侵犯，大眾忍耐程度也到了極限，因此「氣候訴訟」在全球遍地開花，成為重要的氣候行動。

而早在2017年，「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後簡稱「環權會」）就因備受關注中科三期的環評案而成立，進而投入環境保護行動、賦能大眾環境權利意識，而後更進一步深化行動，關注氣候訴訟議題。

為環評抗戰8年的農民 送給台灣最寶貴的禮物

回溯環權會起源，從環權會成立就加入的研究員林彥廷形容，「環權會是為環評奮鬥的農民送給台灣的一個禮物！」他回憶，扁政府2006年提出「大投資、大溫暖」計畫，要在全台廣設科學園區，中科三期則以盛產花卉與馬鈴薯的台中后里為基地，包含七星農場與后里農場兩塊台糖土地。

當地農民與環團擔憂科學園區排放的廢水及有毒物質，影響生態與居民健康，因而告上法院，要求撤銷環評。中間卻一度發生環評被撤回後，政府以「停工不停產」的名義繼續營運既有廠房，另一頭則著手重提環評，林彥廷無奈表示，「當時大家覺得這是一場『消失的環評』。」

眼看環評多次被撤銷又重辦，陷入無限輪迴，法院於2014年提議兩造進行調解，和解條件之一便是由科技部挹注資金成立環權會，提供民眾有關環境權的法律扶助。

雖然農民與律師最終沒有獲得任何賠償，但案件本身仍具歷史意義，不僅讓法院開始重視環境議題，同時也是《環境影響評估法》實施以來，第一起中央級環評被撤銷的案例，行政機關與人民首次達成和解。而環權會也將后里盛產的百合花放進基金會標誌，除了象徵和解，彷彿也紀念這個翻轉台灣環境權的重要時刻。

環權會 積極培訓台灣的「氣候律師」

2014年開發計畫撤銷底定，成為民眾爭取「環境權」的重要判例。林彥廷直言，「環境權與民主深化密不可分，人民應該擁有更多參與環境決策的機會。」換言之，面對執政者無法達成氣候政策訂定的目標，民眾不該忍氣吞聲，而是有權提出挑戰，並交由法院進行公正審判。

聯合國在2022年就將「環境權」宣布其為一項基本人權，代表「生活在潔淨、健康、永續環境」的權利，顯見環境問題日趨受到重視。不過環境權追求的不只理想生活環境，林彥廷表示，它同時也賦予參與環境決策的權利，讓人民在權利受到侵害時，可以提出司法或非司法救濟。

從國際上日漸增加的氣候訴訟案例，不難看出大眾對保衛環境權的渴望。即便台灣目前只出現一起氣候訴訟，環權會仍為台灣民眾提早做準備，為此開設氣候訴訟工作坊，培育氣候律師，期盼更多法律人關注氣候與環境行動，透過法律知識影響政策與法案制定方向。

各國都為氣候開庭，「氣候訴訟」到底是什麼？

但究竟什麼是氣候訴訟？為什麼需要為了氣候上法院呢？林彥廷解釋，簡而言之，氣候訴訟多為政府或企業沒有落實減碳，導致人民生命或環境權受到危害而提起的法律訴訟。

有別於早年大眾對於環境行動的想像多半停留在抗議環評，「氣候訴訟是一種督促政府與企業面對氣候問題的手段」，他舉例，從國際知名案例來看，諸如荷蘭 NGO組織向皇家殼牌石油公司提告、葡萄牙青年狀告歐洲人權法院等，都是將氣候變遷視為訴訟的核心，向政府或企業提告，挑戰他們在氣候政策上的所作所為。

不過各界目前對氣候訴訟的明確定義尚未取得共識，林彥廷補充說明，「只要有討論到氣候變遷的相關因素，就算是氣候訴訟。」因此即便提告動機無關氣候行動，但判決結果仍影響溫室氣體排放，也屬於氣候訴訟的範疇，幾年前爭議不斷的雲林湖山水庫、桃園大潭藻礁等開發案，或是莫拉克颱風國賠案，都屬於廣義的氣候訴訟。

公民訴訟未納入《氣候變遷因應法》

在台灣，要提起氣候訴訟並不容易，林彥廷坦言，許多案件經常在第一關就面臨被法院駁回的窘境，民眾申訴無門，這也是《氣候變遷因應法》啟動修法時，環權會密切關注，並極力爭取納入「公民訴訟條款」的原因。

林彥廷直言，環境議題每每朝人民與政府對立的局面發展，主因正是雙方在前期缺乏充分溝通，像是綠能建設過往多次因選址不當，引爆生態與居民居住權益爭議，就是缺乏社會溝通與參與所致。即便「公民訴訟條款」最後以失敗收場，林彥廷依然認為，氣候變遷是關乎生存與國安的重大議題，政府或企業與其避免被告，反而應該「開大門、做大事」，勇於打開訴訟之門，讓人民有機會參與討論環境與氣候的討論。

衝突並不全然是壞事，林彥廷也觀察到政府的態度近期出現了轉變，像是邀請專家學者參與規劃《能源用地白皮書》，採納民間意見，討論台灣哪些國土適合開發綠能，至於後續成果如何值得繼續觀察。

而《氣候法》修法通過後，台灣的氣候變遷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嗎？無論是「減碳」或「調適」政策，林彥廷都頗有微詞。他質疑，政府在減碳上提供企業太多經濟誘因，導致企業無法負起減碳責任，「減碳本來就可以減少碳費的成本支出，為什麼還有優惠費率？應該要讓企業知道排碳就是要負擔成本。」

不過比起減碳，調適的進展似乎更令人憂心，「天氣很熱的時候有沒有高溫假？開發案有沒有思考未來如何應對大型颱風和暴雨？」林彥廷也指出，《氣候法》雖新增調適專章，但地方負責單位缺錢又缺人，光處理減碳就忙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有心力再處理調適，且相對減碳，調適成果無法立即見效，反而讓主責單位表現更不積極。

一旦政府因減碳與調適力道不足，影響人民的環境權，民眾依然可以挺身爭取有的權益，林彥廷相信，隨著國際局勢影響、人民對環境權的意識提升，未來會有更多人將氣候訴訟視為爭取環境權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