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之後，為何仍是受害者「被取消」？

本文轉載自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

台灣＃Me Too爆出性騷擾的組織，後來怎麼了？＃Me Too之後，依法展開性騷擾調查，還原真相了嗎？

長長一串＃Me Too名單中，以防治數位性暴力為主要任務的WIDI數位女力聯盟也在列。兩年前，時任數位女力聯盟秘書長的張凱強，被助理指控性騷擾；當時數位女力聯盟沒有立即調查，遲至兩年後＃MeToo運動爆發，才在輿論壓力下展開調查。

調查不到一個月，數位女力聯盟就以「申訴人不願繼續追究、被申訴人已離職」為由結案，沒有進一步調查是否有潛在受害者。半年後，數位女力聯盟高調舉辦＃Me Too論壇，主題是《不要就這樣算了——MeToo運動從數位崛起到現實的困難》。

「性騷擾防治」在現實中有什麼困難？

數位女力聯盟和同樣被爆出性騷擾的地球公民基金會（簡稱地公），都婉拒「願景工程」的採訪、暫時不談後續的性騷擾防治措施。

地球公民基金會前執行長蔡中岳在＃Me Too期間被爆三件性騷擾案，當月，地公在官網承諾建置性平資源，包括：加強性別平等和性騷擾的內部規範、員工訓練增加性平課程，並確保員工、志工都清楚性騷擾申訴管道，以預防性騷擾發生。

但在補救層面，地公似遇到較大的困難：依《性騷擾防治法》或「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性騷擾申訴成立兩個月內要完成調查、結案，頂多再延一個月；地公調查團隊卻因「尚未完成相關事證調查」、「申訴人提出進一步蒐證的需求」二度延後，花了半年才結案。

熟悉性騷擾調查程序的專家，不願針對特定組織公開評論；也有人直白表示，在社運圈內談此事，壓力太大，不便受訪。私底下關注此案的人，共同疑問是：「為什麼那麼久？這已經可以提勞動局申訴了。」

縱使地公聲明延後理由，仍遭網友臆測為「壓案」。輿論法庭的威嚇效果，比起性騷擾法律來得更快、更猛。在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臉書粉專上，不時可見網友留言追問：「性騷擾的進度呢？」地公小編不回應，臉書粉專也不開放私訊功能。

調查結果遲遲不出，損害的也是當事人的權益：原來活躍於社群媒體的被申訴人，不敢輕舉妄動——蔡中岳的臉書發言長達半年停在「性騷擾聲明」那一頁；有包庇嫌疑、同樣接受調查的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長李根政，在媒體發表政策評論或主持講座時，則遭網友批評為「華麗復出」，沒有「靜待調查結果」。

退捐信接踵而來，一位定期定額支持地球公民基金會的捐款者A說：「退捐的動作，代表我也在抗議，你們為什麼讓我失望了？」

A不是因為地公發生職場性騷擾而感到失望，他失望的是，地公的調查延宕、沒有在處理流程中公開當事人的救濟管道；最關鍵的是，唯一具名的申訴人無法信任調查團隊、負傷退出調查。

12月12日，地公終於公告性騷申訴案的調查結果及後續處置，認定其中一案成立性騷擾，並承諾健全性騷零容忍與性平友善環境，確保不要再有傷害發生。A讀完聲明，卻產生更多疑問：「為什麼可以臨時抽換新的調查小組，只因為調查小組的時間跟當事人搭不上？」由於地公暫時不願受訪，謎團難解。

看見申訴人的難：性騷擾的傷，疊上輿論戰的傷

關於受害經驗被否定，徐筱婷舉例，當職場性騷擾的加害人、被害人都是公司成員時，人們會想：我認識的他，不是會是做這種事情的人，「被害人的證詞在第一時間不會被接納，這時候他的身心狀況也會越來越不好。」

然而，受害者的身心狀況不穩，容易被操作為證詞的汙點。徐筱婷說，加害者為了影響身邊人的看法，一定會掀起輿論戰：舉凡申訴人身心狀況不穩，所以證詞不可信，到兩人原本就是情侶，對方分手後狹怨報復，或者申訴人曾想攀關係、拿好處，都是常見攻勢。

現代婦女基金會性暴力防治組督導張妙如指出，職場性騷擾大多不是偶發的單一事件，而是長期互動中，綜合雙方關係、背景脈絡下的結果。她舉例，從被長官盯視、時不時的碰觸，到突然被說一句：「你今天穿這樣，我會受不了。」性意味明顯。

張妙如說，受害者把不適的感受告訴同事時，往往沒辦法說得完整，只說出零碎的片段卻聽不出嚴重性，於是換來「那有怎樣嗎？你有沒有搞錯？」的回應。有時，受害者的不適會被當作辦公室閒嗑牙的八卦，很快傳進騷擾人的主管耳裡，衍生為主管對被害者工作上的刁難。

張妙如協助性騷擾受害個案十多年來，受害者常常淪為眾矢之的，「他 提了申訴，結果長官給他不好的臉色看，同事也覺得他找麻煩，讓他心裡很過意不去。」她說，八成以上的個案會放棄申訴，直接離職。

她建議，聽聞同事遭遇職場性騷擾，千萬不要妄下定論、傳為辦公室八卦，「我們可以做的，是先聽他說，第一步是先聽得懂他發生什麼事。」

法律工具不全，難嚇阻權勢性騷擾與共犯結構

擔任台北市性騷擾防治委員會委員的律師郭怡青說，小公司的人際關係緊密、複雜，性騷擾的處理又加倍困難。舉凡職場小團體、派系等盤根錯節的利害關係，都可能形成保護性騷擾慣犯的共犯結構。

回首2015年受社會關注的職場性騷擾案件——福灣巧克力董事長許峰嘉性騷擾實習生，他一邊捏實習生的腰、臀一邊問：「你是不是胖了？」甚至三度抱起背對他洗杯盤的實習生。這位實習生嚇傻了，事後求助執行長許華仁，卻換來一句「你東西收一收，明天不用來了」；執行長即董事長的兒子。

福灣巧克力被諷刺為「性騷擾巧克力」、遭公民抵制之前，許華仁不但沒處理、賠償員工受性騷擾的損害，還在社群媒體發文控訴被騷擾的實習生「品性惡劣、私生活混亂、手上缺零用錢」。此後，他因貶抑被害人人格及名譽，被判誹謗罪。

若不是這場網路公審，福灣巧克力雇主大概還不覺得性騷擾有什麼。「多數受害者無處可去。」立法委員范雲說，受害者是為了追求正義才在網路上現身，卻承擔不成比例的舉證責任，不得不揭露自身關於性的隱私，「這麼多人的血淚，嚴重到甚至付出生命 ，我們才有這一次法制上的改革。」

＃Me Too運動後，《性別平等工作法》終於增訂「權勢性騷擾」的定義和罰則。不過，法律不會一步到位。

立法委員陳椒華今年已為「環保署前督察總隊長李健育性騷擾案」召開八次記者會，不僅為十多位性騷擾、性侵害受害者發聲，也希望懲處知情不作為、甚至包庇加害者的環保署主管。

這群受害者之所以訴諸民代，原因也是制度不全——公務體系主管知情不報、不處理加害人，不像事業單位雇主一樣面臨明確罰則。

縱使台灣有了＃Me Too運動，性騷擾被害者的工作權與人格，仍然面臨被「取消」的危機。勵馨社工諮商部督導陳鶴勳說，許多職場性騷擾受害者從此失去對人的信任、身心受創必須服用藥物，往後的工作表現也受到影響，「這是一個很大的震盪，不是這件事情結束就結束了。」

本文授權轉載自《願景工程》（原文為：被＃Me Too 的組織，後來怎麼了？誰先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