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多少路，台灣女性才走進職場－從日據時代說起

當今的臺灣職場是女性展現能力的舞台，無論在學校、醫院、各類公司行號、甚至戶外工地都能見到女性的身影。然而，在百年前的臺灣社會，女性要遠赴職場工作並不容易。直到日治時期現代化思想傳入，殖民政府有計畫地開發臺灣經濟，臺灣女性終於迎來改變的契機！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游鑑明兼任研究員透過地毯式搜集各式檔案與史料，訪問近百位日治時期職業婦女，撰寫出職場女先鋒一路走來的艱辛歷程。

究竟傳統漢人女性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什麼樣的轉機促使女性走入職場？在職場上面臨哪些難題？工作中學習到的新知又對親友與社會大眾產生何種影響？

傳統女性不工作？付出的勞力超乎你的想像！

你對傳統漢人女性的印象是什麼？是裹著小腳整天窩在家中？還是相夫教子的賢內助？上述刻板印象常讓我們以為漢人女性不事生產。事實上，無論是大家閨秀或平民女子，多少都會付出勞力。

富貴人家的千金雖然裹著小腳，依然會為家中做些縫紉、編織或刺繡之類的女紅。生活在鄉村的女性更是刻苦耐勞，纏足婦女就算行動不便，還是會下田工作、飼養牲畜，或是去茶廠幫忙撿茶、編織草帽或草蓆。許多粗重工作也可見到女性身影，例如生活在礦區的婦女會跟著丈夫下坑採礦，彼此赤裸著上半身在悶熱的礦坑內工作。

臺灣女性的精明能幹還展現在家務的操持上，在名為「鬮書」的分產與買賣契約，經常看到女性擔任仲裁或見證人的角色。還有寡婦甚至會立約對外招夫養子，跳脫女子婚姻只能由父兄作主的窠臼。

上述勤儉美德、主持家務與勞動經驗在女性親屬之間代代相傳，為臺灣女性從一、二級產業往知識密集職業發展奠下改變的因子。然而，女性要成為名副其實的職業婦女並不簡單，還必須解除傳統習俗對身體與心智的束縛。

解除身體束縛！風起雲湧的放足運動

我們常聽到古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在審美觀上崇尚「三寸金蓮」，但這些習俗皆是阻礙女性往外發展的高牆。

日本殖民政府為了讓臺灣女性可以更大量地投入經濟活動，決定從「廢除纏足」和「興辦女學」做起。但是光憑政府一己之力還力有未逮，必須借助民間的力量共同革除陋習。

纏足、辮髮、吸鴉片被日人視為臺灣三大陋習，根據目前所知最早的調查發現，1905年的臺灣計有80萬616人纏足，約佔臺灣女性總人口的56.9%，其中閩籍女性約佔68%。換句話說，1905 年以前高達三分之二以上的女性有纏足。

要改變根深柢固的觀念並不容易，加上日治初期需攏絡民心、消弭反抗，於是採取漸進政策。深受百姓尊崇的紳商名流、知識份子等地方領導階層，是總督府極力爭取合作的對象。

治臺初期，總督府經由報章雜誌讓地方領導階層了解，纏足對女性的身心造成莫大的危害，且中國維新人士已大力倡導放足，臺灣應跟上世界潮流！自此，紳商名流組織的天然足會在各地發起放足運動。

許多推動放足運動的地方紳商妻女率先放足，並相繼加入鼓吹放足的行列。婦女之間惺惺相惜，對於纏足的痛苦更能感同身受，促使放足人數大幅增加。

放足觀念也成為學校教育的一環，游鑑明分享從受訪者處聽到的故事：「學校老師會拿根棍子戳戳學生的鞋子，確認腳是否有放大。」而學校也宣導纏足會讓地震來時難逃生，或是透過展覽會展示纏足後變形的可怕雙腳。

總督府眼看社會風氣已成熟，自1915年4月開始，正式透過保甲制度發起強制放足命令，除了因蹠趾變形無法放足，拒絕放足者會被處以罰鍰。在強制命令的推行下，1916年3月的放足人數已達到67萬3千人。

勸學大作戰開始！如何打動家長的心？

在重男輕女的傳統社會中，讀書對絕大多數的女性來說是種奢侈，儘管日本政府將女子教育列入教育體系中、成立專供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但在日治中期以前，女童就學的意願依然低落。

游鑑明細數女童無法就學的原因：「很多女童因為家中農忙、天氣不好、學校男學生多、沒有女老師等原因就不去唸書，有女童甚至要女扮男裝才敢去唸書。」

為了提高女童就學率，日本政府採取放寬就學年齡、男女分班、增加女老師等教育制度。此外，總督府發現，家中女性長輩掌握女童的讀書權，於是曾在士林舉辦女性限定的展覽會，展出插花、摺扇、和服等日本傳統工藝，邀請祖母、媽媽帶女童一起參觀，讓媽媽們知道女童入學就能學習手工藝，可為將來結婚預備嫁妝。

學校方面也派出老師挨家挨戶勸學，其中女老師的勸學成功率相對較高，因為女老師是因為唸了書才改變身分地位，她們的現身說法較能打動家長的心。

在官民的相互呼應下，1938至1942年間，臺籍女童入公學校就讀率上升到54.1%，但能接受完整初等教育的女童，大約為全部學齡童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數來自中上階層家庭。

如想繼續攻讀高等學歷，臺灣本地的教育措施並不完善，缺乏獨立的女子專門學校。以培養女老師的學制為例，女學生自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下稱三高女）畢業後，殖民政府只在校內附設師資班做短期的職前培訓。至於有志從醫的女生，則必須出國留學才能獲得深造機會。

職場女先鋒現蹤！新摩登女子躍上時代舞台

那麼，日治時期出現哪些女性從事的新興職業呢？進入職場又為女性帶來哪些改變？游鑑明的研究聚焦在五種新興職業：女教員、女醫生、新式產婆、看護婦、女工，她發現這些投入職場的女性雖然出生背景、學經歷與工作內容存在差距，卻具備四項共同的現代性特徵。

首先，女性開始積極「參與」更多元的工作，甚至嘗試爭取以男性居多的職業。例如從臺北女子職業學校畢業的吳謹，進入臺北自動車講習所接受司機員培訓，於1928年成功取得司機執照，成為當時臺北州公共汽車唯一的女司機。

其次，經由高等教育與專業訓練養成的女性也更具「雄心壯志」！例如女醫生和新式產婆要在地方開業，必須想辦法獲得當地居民的信任，並盡可能打開知名度、招攬生意。因此，我們可在日治時期的報紙看到女醫生刊登的宣傳廣告，在藥局看到新式產婆掛的廣告招牌，她們積極在社會上為自己發聲。

其三，職業婦女的「地理活動」範圍也因求學與工作等原因而擴大。例如中南部的女生遠赴三高女圓老師夢，取得教師資格後會被分派到異鄉執教。在保守的臺灣社會，女生獨自離鄉謀生是相當重大的決定，更別提女醫生還須出國留學、克服文化差異。

其四，女性靠自己賺取穩定的薪水後，「消費取向」開始改變，更有能力為自己與家人添購新興商品或奢侈品。例如女工為了讓家人定時抱孩子來餵奶，會購買時鐘，進而將現代時間觀帶入家庭。女教員、女醫生會為自己挑選最摩登的西式婚紗，帶動流行風潮！

殖民現代性的矛盾：歡迎成為摩登人士，但你休想往上爬！

女性就業是臺灣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但日本政府重視的是思想同化與經濟發展，極少顧及臺灣勞工的就業權益，骨子裡採行一種「殖民現代性」的治理方針，因此就業措施不完備、職場差別待遇、種族與性別歧視等問題幾乎天天上演。

例如臺籍女教員的薪資不只比日本、臺灣的男教員低，也比日本女教員低，但臺灣和日本女教員明明是來自一樣的養成背景。

此外，多數臺籍女教員就算能力再強，也只能教低年級學生或家事課程。直到戰爭末期，男教員上戰場、日籍教員返國，才有機會教到中高年級學生。

日治時期稱為「看護婦」的護理師則被迫簽訂「單身條款」，婚後必須離職，造成很少人能夠久任。此外，臺籍看護婦還需忍受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

同時擁有看護婦和產婆執照的尹喜妹，在二戰時被派往海南島工作，她向游鑑明抱怨日方的差別待遇：「院方規定凡是參加醫療隊的日籍護理人員都可以留職停薪，可是臺灣人卻必須辦理離職手續，護士長的人選卻是經驗遠不如我的日本人。」

造福大眾的女天使──以專業助人的職業婦女

儘管在職場上充斥許多不公平待遇，學得一技之長的職業婦女仍將新觀念傳遞給周遭親友，造福社會大眾。

新式產婆的出現即是產家與新生兒的福音。在缺乏衛生觀念的時代，傳統產婆會用生鏽的剪刀斷臍、以胡麻油塗抹嬰兒的肚臍，一不小心就會造成細菌入侵，引發破傷風或敗血症。

為了降低嬰兒夭折率，日本政府規定，傳統產婆一律要接受3至7天的講習，且只能在限定地點開業3年，如遇難產則需由婦產科醫師負責接生。此外，公家和民間醫院也紛紛開設產婆講習所，培養具備產前檢查、接生技術與衛教觀念的新式產婆。

新式產婆也兼負起教育產家正確生產觀念的義務。產婆劉阿秀提到，有些家庭迷信用舊衣包裹新生兒可以助其成長，不知此舉可能造成細菌感染，因此她會要求產家在預產前幾日要清洗床單與衣物，以太陽曝曬方式確實殺菌。

這群誕生於日治時期的職業婦女，歷經求學、受訓與職場挑戰，在打拚事業之餘努力兼顧家庭。進入國民政府時期，許多女性揮別殖民政府的束縛，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有人參選縣市議員為公眾服務，或以職場前輩身分作育英才，她們正是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本文授權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文為：跨越時空！尋找日治時期臺灣職場女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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