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中斷：地震發生那刻 他們的人生岔了出去

這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是「災難」的閱聽者，在一格一格的災難報導中，感受悲劇、體驗生死、表達憐憫、暢談「災難啟示」，或轉發訊息、捐點物資捐點錢，但闔上報紙、切換頻道、關閉視窗或收起手機後，就再與自己無關。

災難，從各方面來看，都是有時限的。

一開始，新聞會二十四小時不斷，每天都有一些進展，而後是天天回放。從震驚到悲傷、從流淚到控訴，人類敵不過自然，但生命會戰勝災難。就像災難電影有其公式一樣，災難報導也有生命周期。

早在新聞衰退期，觀眾已率先撤退，回到日常，最後像是沒這件事發生一樣。對那些直接承受災難的人則不同，從地震發生那一刻起，他們的人生岔了出去，生活如同撞擊過度的板塊那樣，發生位移、錯動，生命掉落在斷層處。重建對他們的意義，不僅僅是追求一個安定、安全的家而已，還是回到日常的路途。

災難，就這樣封存在周年紀念

很少人能理解，重建並不意味著「復原」，而是重新打造一個別於過往的環境空間，承載新的生命與記憶。災難造成的斷裂，是不可逆的，不論多大的毀滅、多嚴重的打擊，城鎮與居民還是在時間流裡，一日過著一日，將每一天過成個平凡普通的日子，所有苦痛與傷害，也就拋到流逝的歲月裡。

只有到了「紀念日」，大夥兒才會想起那些曾經發生的一切，藉著儀式參與來提醒彼此──那些碎裂曾經存在。災難，就這樣封存在周年紀念裡。

而我就是個靠著「紀念日」接近過去與歷史的局外人。

幾日後的1月17日，我再次加入阪神地震的悼念行列。這一天是「阪神大地震災後20年」，媒體與當地人不採「周年」這個量詞，捨棄「紀念」這個用字，就怕這些字眼讓這樣的日子像個令人期待的慶典，失去應有的慎重與肅穆。

這種沉重與肅穆感，我在10年前就已感覺，這一天更是深刻體會──不到清晨5點，神戶市政府旁的東遊園地站人潮多到溢出，流過無人的商店街，再滑過長長的地下廊道，約莫得走上個10分鐘，才能到達會場。一路寂靜。我任著人群推動，探出地面時，只見天空飄著微微細雨，溫度逼近零度，打著傘花的人們仍持續湧進。

大夥兒手持蠟燭，逐一點燃廣場上的竹筒蠟油，只見叢叢火光閃成數條紅色火龍，竹筒上的刻字也燦亮浮現：絆、共生、互助、命……，這些字語彷彿咒語，劃開了暗夜。一張張凝重又平和的臉孔，也跟著清晰了起來。 就在此時，倒數的鐘聲叮叮響起，10秒一次倒數，直至5點46分「默禱」聲下，眾人低頭。

災後第21年，繼續做自己該做的事

我和廖嘉展夫婦相約於他們下榻的旅館，這才知他們稍早也在儀式現場，卻因體力不復過往，早早撤退。「10年前，我們還爬到高處拍下儀式的盛況。太震撼了，什麼都不想錯過。但今天太冷，實在撐不住。」

廖嘉展投身社區營造多年，頗有成果，卻在1999年於埔里另起爐灶時，遇上百年強震。劫後餘生的經驗讓他們發願投入重建，試著復原這塊受傷的土地。2005年，他受邀到神戶參加阪神十年活動，被五十八根紙柱砌成的紙教堂撼動，便提議將這紙教堂轉移到台灣，作為台灣與日本地震社區重建經驗的交流中心。而這本屬於鷹取教會的紙教堂，也在九二一地震的10周年之際，在中台灣重新立起。

我們起身前往鷹取教會，阪神地震災間主持重建工作的建築專家垂水英司將引我們前去。

「九二一發生後，日本的每個大學都有派學者到災區做研究，一做就是5到10年。他們做事很細膩。雖然民間跟台灣一樣，發展有起有落，可是官僚系統很穩，就是因為太穩了，少了些創意跟生命力。」廖嘉展指了指月台前方等候我們的垂水英司：「所以他們很羨慕台灣。」

滿頭白髮的垂水英司沒有官僚的習性，為人親和，自稱到台灣許多次，都已經像個台灣人。此時，見他將隨身包包放在月台上，人卻遠遠離開，眾人不禁發笑，指著他的包包：「台灣人可不會這樣。」

我們轉了兩趟地鐵，才抵達鷹取教會所在的野田北站。鷹取教會在阪神地震中毀於一旦，卻沒擊垮神父神田裕的信心。他建立了一個暫時的收容中心，讓鄰近受災者與徬徨的外國人都能在此棲身，並發動志工援助災民，加強彼此連結，此收容所即為後來的紙教堂。

「這個地方因為有港有河道，所以有製鋼廠等工業，也就吸引很多外籍勞工在這裡生活。」對這一切都很熟悉的廖嘉展，在還沒走進教會前，就不斷向我解釋背景：為了讓外籍勞工和外籍配偶安心，神田裕付出很多心血，一直到現在，這個教會都還是外來者聚會的空間，甚至還經營了多語的廣播電台。

此時，鷹取教會門口有許多人聚集，一起搗年糕。對日本人來說，只有在節慶、祭典等重要日子才會有這樣的活動，在這樣災難創傷的日子行節慶之儀，卻是教會的用心：他們不希望以負面看待這場悲劇，而是將這一切視作新生。因此，當人們聚集東遊園地、參加悼念儀式時，鷹取地區約三百名的住民與志工會齊聚在鷹取教會，以愉快祥和的心情紀念。「20年，足夠讓個小嬰孩成人了，這20年我們就這樣過，其實都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神田裕笑著說，他們決定面對第21年，繼續做自己該做的事。

廖嘉展夫婦與垂水英司隨性地在教堂和神田裕聊天敘舊。多年下來，他們已成為相當好的伙伴，甚至一起前往東北災區協助。走過阪神地震，看著東北的重建，神田裕很有感慨，他發現到了三一一時，人們已經很有經驗，能夠判斷自己該如何幫忙。

「阪神地震時，志工說來就來，來了才在想自己要做什麼；但到了三一一時，大家已經知道不能只是蠻幹，必須透過組織。以前沒有什麼系統，即使知道有危險也去；現在知道有危險，就會止步。」對他們來說，這就是志工精神進步的地方。

你的傷痛克服了嗎？

「但你說過到三一一災區協助重建的經歷，並不順利？」我想起前一年，神田裕來台灣分享的經驗。他為了九二一的15周年活動而去了埔里。

「神戶本就是個聚集外來者的城市。韓戰、越戰遺留下來的外國人，都聚集在鷹取教會附近，因此，相對包容開放些。」神田裕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反倒先聊起為何鷹取教會能夠帶動地區重建。但我懂他的意思：日本人的自傲與自尊使得他們不願向人低頭，也很少對外求援。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時，便拒絕外國援助。相對於此，鷹取比較特別。

神田裕對我的提問，始終保持耐性，他解釋：日本人不是一個整體，每個地方的日本人都不一樣。東北地區因為氣候嚴寒、生存不易，東北人比起關西人更冷淡，更不容易打開心房，即使同為日本人的幫助，也是敬謝不敏。

因為，那裡的人不願承認自己的軟弱，拒絕比他人卑下：「你想像日劇《阿信》的樣子，就不難理解東北人堅強自立的性格跟我們關西人很不一樣。」但他也樂觀表示：阪神經驗移植到其他地方，也會長出不同的東西、產生不同的想法。他很期待，自然不會輕言放棄。

「光是過去一年日本發生許多災難，他們只能接受多災的時代來臨，做好更多準備。」靠在椅子上的神田裕把手握在胸前，直直望著我們說：「災難雖然不同，但同樣都是生活被剝奪，同樣痛苦，我們不是應該幫助彼此嗎？別人受災，不能只是靠自己，一定要靠其他人幫忙，再一點一滴累積起來。就算在谷底，也要一起下去，再一起爬起來。台灣也一樣，跟朋友一起。以前只有一個人的話，現在就有三個人……。」他比出三根手指頭，接著伸出另一隻手：「有八根手指頭的話，就能讓人感覺到團結。」

在歡樂的搗年糕背景聲中，我聽到老人家們的談話。這個早上，他們聚集在一起，進行自己的悼念會。

「你的傷痛克服了嗎？」有人隨口問起。

一個八十多歲的長者沒有表情：「我太太昨天看新聞的時候哭了。哼，我才不會哭。我當初救人，把屍體拖出來，可以做的我都做了。我做過這樣的事，再沒有什麼可以對我造成衝擊了。」

「日本很多災難啊，應該怎麼面對呢？」我忍不住插話。

「沒辦法，我只能說沒辦法，什麼都沒辦法做。日本語言中有很多與災難有關的詞彙。作為日本人，就是要面對當下。」老人抿了抿嘴。他似乎是這些人的意見領袖，不斷說著：「不能一直想著地震，一直想的話，沒辦法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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