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築起高堤仍淹水？北大教授廖桂賢：城市韌性不是控制而是共存

台灣在2023年颱風季迎來數個颱風，劇烈的風雨引起溪水暴漲、土石流，不僅有民眾的鐵皮屋頂被吹走、全台各地的農損破億，更有人在天災中傷亡，就連沒有登陸台灣的卡努颱風，也因引進外圍氣流，導致南投降下強勁雨勢，位於南豐村的加油站因此慘遭土石淹沒。

根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發布的《2023天然災害紀實》統計，全台去年5至10月所經歷的6個颱風，共造成超過500人受傷、2人死亡，以及419處水災、251處坡地災害、59處海岸災害，顯見氣候變遷引起的極端氣候，已對人民生活造成衝擊。

台灣河溪網理事長、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教授廖桂賢直言，氣候變遷是非常急迫的事，必須採取積極行動。但面對強烈的天氣變化，以及山高水急的地理特性，現階段的台灣足夠有「韌性」嗎？

韌性＝防洪？淹水、土石流對生態有什麼好處？

鑽研城市韌性與水環境議題近20年，廖桂賢認為，國內經常將韌性與防減災連結，並期望透過水利工程改造河流，達成防洪目的，舉凡建造堤防、雨水下水道、防洪牆、野溪整治、攔沙壩，都是為了阻止洪水發生，但防減災不該被簡化為防洪，更不該完全奠基於工程之上。

廖桂賢強調，學理上的韌性理論，其實無關防減災，而是源自生態學與自然資源管理領域，關於生態系的動態演化，且洪水、土石流、野火、蟲害等自然界的環境變動都是中性的，沒有好壞之分。

原因在於，生態學上不把這些自然現象視為「災害」，也不會人為介入控制，廖桂賢說，「這些動態變化對生態系而言是重要的，可以維持原生環境與生物間的互動，例如某些原生魚類就會跟著河流淹水的脈動進行演化，一旦失去環境變動，生態系將會變得單一，失去生物多樣性。」

對環境的強烈控制慾 讓人失去災防能力

而回頭檢視台灣，環境變動總被視為災害，曾旅居海外多年、見識他國如何建造永續城市的廖桂賢不禁質疑，為什麼台灣需要那麼高聳的堤防，以及三面光、水泥化的河道？許多人認為只要透過工程建設避免天災或減輕衝擊，達成安全目的，若不幸發生災害則要盡快復原，無法跳脫傳統的人定勝天思維。

一般防減災的災害管理4階段依序為減災、備災、應變、復原，忽略長期與自然變動共存。廖桂賢指出，「韌性出現後卻被拿來強調最後一個步驟，那對我來說就失去意義。韌性的出現其實是要檢視最前端的減災階段，以前都用控制的方式達到減災，如果硬是不讓一條河川淹水，不讓河岸侵蝕，不只生態系會崩潰，人也會崩潰。」

舉例而言，台北地區防洪計畫以200年重現期為標準，打造高標準的防洪建設，防範200年一遇的大洪水，同時排除一切輕微淹水的可能性，但在氣候變遷之下，輕微變動減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型災難，而過往國內水利工程總是「防小不防大」，反而讓民眾失去防災意識，無法從中學習應變能力。

學習與水共存 從忍耐微小的不方便開始

難道我們已經被防洪工程寵壞了嗎？我們能不能忍受水淹至腳踝5分鐘？對此，廖桂賢認為是時候翻轉舊思維了，「排除小事件的確讓生活更便利、環境更穩定，但從韌性思維來看，我們平常可能要忍受一些小小的不便，去學習災害意識，了解調適和容許變動的重要性。國外40年前就在談防減災不該屬於工程領域，如果台灣的水患治理還停留在工程主導階段，是非常落伍的。」

其實透過環境設計，就能解決水跟人之間的衝突，達到共存，廖桂賢表示，東南亞在雨季經常淹水長達數月，當地的船屋和高腳屋就是人水共存的最佳案例，台灣則可在進行水患治理時，根據在地實際情況規劃部分可容許淹水的土地，而不是一味築堤防導致下游淹水，或深挖滯洪池造成地下水湧出。

廖桂賢也再三強調，淹水不等於水災或水患，僅是一種自然現象，「許多人認為淹水就是水災，這是被教育來的。如果有人從出生開始都沒看過都市因為強降雨而積水，等到有一天下雨積水，他就會覺得這是不正常的，但400年前不會有人這樣想。」

水環境治理還有哪些新解方？治水的下一步是「親水」

面對水與安全問題，除了改變思維、學習共存，尋找新方法也是必要的。廖桂賢說，在生育率下降，未來人口可能減少的情況下，政府應該針對人口嚴重流失村落的部分土地，進行系統性的長期規劃，還地於河，可惜目前仍不見相關討論。

最後，長期監督台灣河溪治理的廖桂賢提醒，雖然前瞻計畫的水環境建設，將水環境分為安全、發展與環境建設三大類，不過水患治理、供水設施與水環境改善不應截然三分，而是該整合思考，且隨著民眾的生態環境意識提升，也會漸漸意識到「親水」的重要性。

廖桂賢也強調，打造親水環境不該是鋪設人行步道、自行車道、景觀橋等造景設施，實際改善河川體質，讓河川恢復自然狀態更加重要，她也呼籲水利署未來進行相關政策設計時，能開放公民參與討論，傾聽民間意見，而不是在方案擬定後才對外舉行說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