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變好，為什麼會想當壞人？黃佩琪用荊棘生命勇敢和體制對話

拒學、家暴……，在世界各個角落無情上演，對兒少的身心靈造成巨大傷害，在這本該盡情享受單純、快樂童年的年紀，被迫打入悲痛交織的無形桎梏。

家庭是每個人最早接觸的團體，當功能失去，必然對孩童身心、未來發展產生劇烈影響；現為台北市第9屆兒少代表、國教署第4屆青少年諮詢會委員的黃佩琪，從幼時被父母忽略，家暴、罹患憂鬱症、自殘……，她的成長歷程布滿荊棘，但她不但透過特殊選才的管道，錄取了成大不分系，也將自身經歷化為力量，替兒少處境及權利發聲。

我的故事滿複雜的……

「我是奶奶帶大的，爸媽根本不管我。」現為高三的黃佩琪，雙親及爺爺奶奶皆非台灣人，處於失寵老二位置的她，原生家庭功能已失常，導致在學習中文上遭遇龐大挫折，直至小五才學會拼注音。

面對學校課業及語言的挫折，黃佩琪曾一度拒學，所幸有老師的引導下，慢慢帶領她寫字，才跟上課業，回到常軌沒多久，她的父母卻離異，最疼愛她的奶奶也被送到機構照護，好不容易重建的生活和家庭再度破碎。

「小學五年級，爸爸的同居人會打我。」當愛與歸屬感的天秤失衡，委屈與痛苦無處宣洩，使年幼的黃佩琪患上嚴重憂鬱症，夾雜著「討厭自己」的心情，她開始自殘，傷害身體各個部位，直至國中被學校發現、由社工介入為止。

如果可以變好，為什麼會想當壞人？

面對家庭破碎，以及傷痕累累的生命歷程，黃佩琪未曾意料自己能重生。「我在國小被家暴之後，也不把自己當成一個『人』，沒有再對別人敞開過我的心房。」直到一次講座中，黃佩琪首度認識逆風劇團。

「當時我覺得連逆風都救不了我，但後來又在少年中心遇到他們，看在這個緣分上我就加入，之後在他們陪伴下，漸漸找到可以愛自己的理由，因為有人在乎我、有人在意我。」透過逆風劇團的愛與陪伴，想要改變的心情逐漸浮出水面。

此時，黃佩琪再一次面臨原生家庭的破碎失能，使她最後不得不進入安置機構三個月。

「進到安置機構之後，讓我再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般家庭的小孩可能訴求的是學校可以外食、不要早自習……，但對我們特殊境遇的兒少來說，要怎麼能繼續留在學校裡面，才是我們的需求，因為如果連學校都接不住，我們就會步入社會，一不小心就成為少年犯。」黃佩琪表示，沒有小孩天生下來就想要做壞事，如果可以變好，為什麼會想當壞人？

曾經走過痛苦的荊棘之路，讓黃佩琪意識到「被理解」的重要性，因而期望替弱勢孩子發聲、讓大人們放下既有的刻板印象，轉而明白、擁抱這些孩子的困難處境，因此在2022年年底，她也昂首接受新挑戰，參加徵選，成為了台北市第9屆兒少代表、國教署第4屆青少年諮詢會委員。

我希望成為與大人對話的橋樑

黃佩琪開始在體制內，與政府官員對話，不同於其它順遂成長的菁英代表們，特殊境遇的她更以自身經歷來讓大人們了解。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讓相關負責人、執行者更加理解我們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大人常常會問我說：『你們需要什麼？』，其實政府都有明確設計的政策，但在校園第一線的老師，教學研究繁忙、輔導知能不足而往往無法落實。」黃佩琪指出整體結構問題的癥結點。

身為兒少代表和青少委員，黃佩琪不僅結識許多好友，更開始關注社會上的種種議題，從轉型正義、居住正義，再到心理健康或性別議題，也有許多民間團體前來詢問網路安全議題，替社會帶來一股改變的正能量和聲音。

黃佩琪深知許多安置機構內兒少們的成長環境、家庭結構、經濟條件，都將成為孩子未來發展的影響因素，因此她也相當看重安置結束的兒少們，應如何持續被追蹤、被協助的議題。

「尤其是緊急短期被安置的兒少，社工無法安排他要去讀哪間學校，是要把他轉去機構附近的學校嗎？不可能，還是要回到他原本的學校？根本沒有辦法知道這個孩子的後續處理是什麼？所以怎麼讓他們在緊急安置結束後，還是可以被接住，也非常重要。」

參與公民咖啡館擔任桌長，黃佩琪和學生們討論兒少應不應該有性自主權議題。圖／黃佩琪提供

另一讓黃佩琪所關注的議題，則是因網路發達而愈加猖狂的「網路性剝削」。在網路與3C產品隨手可得的世代中，人人都可能成為性私密影像的拍攝者、流傳者或受害者，導致司法兒少犯罪型態的高速變化。

現代的孩子們正處在資訊龐大、科技焦慮的網路世代，虛擬世界的快速與便利，也讓現在的孩子們對性的探索可以更直接。

「許多大人以為只要不給孩子網路就什麼都不會發生，或者當私密照外流之後，只是一昧指責他，而讓孩子們選擇不講，獨自忍受。」相當關注此議題的黃佩琪表示，除了預防之外，「事情發生後要怎麼解決？」的態度，也很重要，她建議除了向周遭的大人們求救以外，另外尋求「台灣展翅協會」、「iWIN網路內容防護機構」……等民間組織，也是另一種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