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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學校輔導室 「隱形兒少」說不出口的真心話

2019/08/30 林宗洧

「隱形兒少」相對於「邊緣兒少」,是他們一直擁有機會發聲,但是卻(不自覺地)被噤聲...
「隱形兒少」相對於「邊緣兒少」,是他們一直擁有機會發聲,但是卻(不自覺地)被噤聲。 圖/黃仲裕攝影

最近,我的生活大多都是演講、採訪、錄音等行程,試圖在高中畫下句點前,多做一點有趣的事情,其中一個行動是出自於我放榜前的宏願,希望能夠巡迴全台演講「兒童權利公約」,不消兩個月我也幸運地接到了很多邀請,把我下半年的休學行程完全填滿。

近日,我開始零星幾場的巡迴演講,這幾場的課程內容,都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討論兒童四大權利,進行的模式以帶領繪畫、討論為主。在每次討論時,我希望他們能在海報,畫上自己的感受與理解。這些他們產出的圖像也會被整理成未來巡迴演講時,成為能幫助其他兒童更理解演講內容的「兒童友善」文件。

在每次演講的最後,我會留下幾個小朋友進行訪問。主要針對他們的就學經驗、生活困境提問,過程以聊天的方式進行,讓他們受訪的壓力降低。

這幾次採訪下來,我聽見了一個隱藏在小孩們言語裡的教育問題:

「你們常常會去輔導室嗎?」我問。

「沒有常常去。」C答。

……

「你覺得輔導室在學校應該要做什麼事?」

「就是…可能諮商一些的吧。」

「啊,你們學校的輔導老師有在諮商人嗎?」

「不知道欸……」

目前我觀察到,台灣學校裡的輔導室(處)對於大部分學生而言都是近乎隱形。主因我認為有兩個:一個是因為對於輔導室的刻板印象,使得大多數認為自己「正常、理性、可以自我幫助」的學生不會主動近用;另一個則是因為台灣的升學體制,讓大多數學生認為學業成績、品格表現才是會影響未來升學的因素,心理健康、志向探索不再重要。

誰才能去輔導室?

刻板印象的成因,其實不能責怪現在的輔導教師們,只能說這是社會資源分配下,產生出來難以解決的問題。輔導室作為學校唯一正式的輔導與諮商機關,但是教師員額卻始終不足。國小、國中的專任輔導教師人數一校很難超過兩位,想當然爾,這些輔導教師會將輔導資源投注在那些「急需幫助、弱勢、身心障礙」的少數兒少。

這樣的資源分配的確符合大眾期待,但是這樣的舉措,也同時讓主流的兒少不願伸出手觸及輔導資源。因為他們會害怕自己被認定為「跟那些人一樣」,這樣害怕被貼上負面標籤的心態,使得近用輔導室的人永遠符合社會期待。在這個社會上,很多人會犧牲自己的需求,以換取更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通常都希望能夠把資源留給更需要的人,但是這樣的狀態,如果拿到教育場域裡,很容易淪為救急而沒有辦法「成就」孩子的不同。

當社會整體對於教育的沮喪還是沒有好轉,學生當然還是習慣於「積累壓力」,這些壓力來自教育過程、家庭背景,甚至有可能是對未來的不確定與掙扎。在這些壓力未被解決,甚至因為人際關係、探索自我認同而逐漸擴大時,他們更不願說出自己的情緒與問題,會傾向融入這個社會。「成為主流」的過程反而讓他們感到疲倦、甚至是傷痕累累。因為大家默認或接受這個社會體制的運作,所以使他們個人的需求被自己隱藏起來。

在我看來,這些人應該被稱作「隱形兒少」。「隱形兒少」相對於「邊緣兒少」,是他們一直擁有機會發聲,但是卻(不自覺地)被噤聲,噤聲不代表在校內表現不突出,而是「為了迎合某種現狀而不願談論自身面臨的問題」;「邊緣兒少」則是在社會上、教育場域裡持續地被排除,這種排除是物理性、直接性的。我們比較容易透過中斷某種現狀改變他們的生活境遇,但是「隱形兒少」更需要的是改變社會的想像。

除了分數、老師期待與家長要求外,學生很難有自己的想法與堅持。 圖/翁浩然攝影
除了分數、老師期待與家長要求外,學生很難有自己的想法與堅持。 圖/翁浩然攝影

乖學生也有煩惱

如果詢問學生,校內最常去的兩個處室,我想應該大多都是學務處、教務處吧。學務處主要的業務包括社團活動、獎懲紀錄及缺曠紀錄。大家肯定都有個經驗,為了請假拿著假單跑教官室核章、為了社團活動借場地、設備到學務處填寫借用單,都是大家的學校日常。教務處則是舉凡教師授課、考試等等,學生肯定會進出處室。

在訪談過程裡,我也問到一個問題:

「那你之後要去國中嘛對不對……啊你覺得國中是怎樣的環境?」

「不知道……」A答。

「啊你知道國中要學什麼嗎?」

「生物那些的……」

對於國小學生而言,他們最順遂的道路就是直接進入國中,不需要有其他理由,因為「九年義務教育」的關係,他們很少人會選擇其他路。但是這樣的情形如果到了國中升高中,我想情形不會有其他改變。我猜想的回答可能如下:

「你想讀高中還是高職啊?」

「看分數可以填上哪就讀哪吧。」某學生回應。

「你自己有確定未來有沒有要繼續升學嗎?」

「老師說我應該可以上私立高職,餐飲科或汽修科吧。」另一個學生答。

除了分數、老師期待與家長要求外,國中學生很難有自己的想法與堅持。輔導室在這裡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呢?在一週可能只有一次的輔導課時,發下性向測驗、人格量表讓學生們填寫,然後透過上課時統一分析大家的測驗結果。還是一樣,當時作為國中生的我,還是覺得「成績」才是決定我未來志向的因素,因為「去讀高職就是被師長們認定,成績差或者表現不好的學生拋棄學術走往技術體系發展」。

在此同時,那些乖學生到哪裡去了?這裡指稱的「乖學生」是那些為了符合大人們的期待,雖然學業成績不高、對學術沒有興趣,卻還是努力用功讀書只是要進高中,成為大人眼中的有前途。這些乖學生,肯定不會被認定為弱勢、少數,但是他們面臨的壓力,卻是目前的輔導室難以解決的問題。

難以解決的原因不只因為輔導室的教師員額,更多是因為這些小孩覺得自己「跟別人沒有什麼不同」,所以不會主動伸出手要求協助,而是選擇「逃避」或「蜷縮自己」。當教育成為了一個工廠生產線,只是把每個小孩塞進名為「成就」的箱子時,我們更難接住這些「隱形兒少」。

解決隱形兒少的根本

教育部似乎已經看見了小孩背負了大量的升學壓力,所以嘗試在課綱上「動手腳」。但是我認為,小孩的壓力大多來自家長、老師的期待與價值觀,當我們無法帶著這些家長一起改革教育時,我們只是催生更多「醫科父母」的焦慮。父母親當然希望自己的小孩成龍成鳳,但是我們應該讓他們知道,「尊重孩子的決定」才能讓他們的路走得更遠更長久。

輔導資源增加也是肯定的道路,台灣社會面臨少子化的困境,更應該建構完善、健全的輔導系統,讓他們能夠透過體制內就滿足需求。學校應該是能讓小孩快樂學習的地方,以前訴諸「讓小孩在壓力下成長才能砥礪心志」,但是現在面對多樣化、時代變遷的社會,更應該強調「多元性、彈性學習」。一味學習未來不會用到,或者自己不感興趣、死板的知識,非常容易扼殺孩子學習的主動性與創造力。

「隱形兒少」是整個社會的產物,透過建立社會安全網,關心身邊、生活周遭會遇到的學生,這可能只是目前化解「隱形」的強力止痛藥,而解決方針,我們還是需要先想想「台灣價值」、「教育」對學生的意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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