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奶摻農藥「殺害」父親 他為什麼獲輕判？
在法律上，「一般請求權」與「一般拒絕權」在國際上沒有什麼爭議。一般請求權是消極權利，他人不得妨礙病人求醫治病。至於一般拒絕權，只要不涉及生死或不在緊急狀況，各國在倫理與法律上普遍都是以尊重病人選擇為原則。
無論是「特殊拒絕權」或「特殊請求權」，由於涉及生死，爭議都比較大，其中又以特殊請求權之爭議為最。特殊請求權即病人要求「協助自殺」或「安樂死」的「醫療協助死亡權」。
日本與英國對協助自殺及安樂死的寬容
法律上接受特殊請求權的國家不多，主要原因就是協助自殺與安樂死的高度爭議性。傳統觀點是以捍衛生命（pro life）為原則，甚至主張「生命絕對保護原則」。希臘時期的希波克拉底醫師誓詞裡甚至有這樣的一句話：「余必不以毒物藥品與他人，並不作此項之指導，雖人請求亦必不與之。」
然而，隨著全球世俗化的腳步、宗教影響力的式微與各國民主化的發展，人們在自主意識上逐漸覺醒，不少人不再認同在任何情形下捍衛生命的「生命絕對保護原則」，轉而接受在特殊情況下應尊重個人的選擇（pro choice）。以當前各國論述的發展趨勢言，傳統觀點受到相當程度的質疑與挑戰，這些質疑即使在法律上仍不接受特殊請求權的國家，也已對司法實務產生衝擊。
簡單地說，雖然大部分國家在法律層次仍不接受病人有請求協助自殺或安樂死的權利，然而，當病人情境實在值得同情的時候，法律上大多會採取從寬處理的做法，例如透過緩刑等方式而在實質上不處罰相關案例的被告。
以下以日本與英國為例來說明。這兩個國家的法律都是禁止協助自殺或安樂死的，但在真實案例中，法院判決卻很可能會視情節輕重，網開一面，從輕發落。
日本案例：在父親的牛奶中加入農藥，獲得緩刑
日本刑法與我國刑法類似，殺人罪章除了一般殺人罪外，另外還有幫助自殺與受囑託殺人罪的條款。受囑託殺人的刑罰遠低於一般殺人罪，這表示日本刑法與全球各國一致，都承認後者的犯罪情節較為輕微或較情有可原。雖然是犯罪行為，受囑託殺人罪的法定刑不重，只要宣告刑符合緩刑要件，即可緩刑。
名古屋案例發生在1961年，被告父親於1956年因腦溢血而病倒，之後每況愈下，痛苦難耐，經常嚷嚷著「讓我死」、「殺了我」等。後來，當醫師指出其父壽命所剩無幾，被告認為殺父以免除其痛苦乃孝道之體現，因此在牛奶中加入農藥，由不知情的母親餵食，其父乃毒發身亡。
地方法院判決被告為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這個判決重於一般殺人罪。名古屋高等法院則廢棄原判決而將之改判為受囑託殺人罪，並且因為只處1年徒刑而得緩刑。這是一個與安樂死相關的案例，名古屋高等法院也這樣看待本案。判決書中，該高等法院提出安樂死雖極具爭議性，但在嚴格條件下仍能具社會相當性而阻卻違法。
日本案例：醫師為病人注射藥劑致死，獲得輕判
另外一個案例是橫濱地方法院平成7年（1995）之東海大事件判決。該案例是病人本身沒有表達什麼意見，但家人希望醫師不要再讓病人承受無謂的痛苦，所以先是要求醫師撤除維持生命治療，然後再進一步希望醫生以積極手段緩解病人痛苦，甚至終止其呼吸與心跳的案例。
醫師在過程中並非一開始就採取積極致死之手段，而是在採取緩解痛苦之注射無效後，逐漸採用更強的藥劑，終至病人死亡。橫濱法院也同樣認為安樂死有爭議，但在特定條件下可以被容許。
然而，因為病人並沒有承諾或要求醫師殺死他。因此，法院以普通殺人罪論處，只是衡量案情後仍做了有期徒刑兩年以及緩刑之判決，換言之，法院雖然認為醫師有罪，但仍在實質上免除了他的刑罰。
本案的重要性在於，從安樂死角度言，病人自主意願應該是非常核心的要素，但本案是親屬代做決定，而非病人自身的自主展現。這樣的安樂死案例應該是比出於自主意願之安樂死要更有爭議，也是日本法院認為不可接受之安樂死。但從判決結果來看，日本法院似乎也相當同情這樣的案例。
英國法律：不接受安樂死，但不見得會開罰
英國是海洋法系或普通法的代表國家，許多法律並沒有剛性的成文規定，只有慣例、判例、常識等非成文的法律傳統。在缺乏系統性的成文法的框架下，英國法院可以針對案例的獨特性做出前無古人的創造性判決並成為爾後類似判決的判例。
在英國的法律體系下，安樂死與協助自殺是違法的。安樂死在不同情況下會被視為是殺人或謀殺，並且最高可處無期徒刑。儘管如此，英國卻有不少協助自殺或甚至安樂死但卻沒被起訴或判刑的案例，顯然，英國社會對於協助自殺與安樂死是非常寬容的。
英國一般民眾基本上同情爭取協助自殺或安樂死的病人。由於英國的法院審理制度相當倚重由一般民眾組成的陪審團，因此，即使現行法律不接受協助自殺，也不接受安樂死，但被起訴的安樂死案件不見得會被定罪或受處罰。
英國案例：母親為癱瘓女兒注射嗎啡，獲判無罪
《衛報》2010年的報導：Lynn在14歲時患上了無法治癒的肌痛性腦脊髓炎，癱瘓在床17年，雖然母親Kay長期照顧她，但Lynn逐漸失去了求生的意志。在2008年12月3日淩晨，Lynn給自己注射了過量的嗎啡，但卻沒有立即發揮效用，因此請母親幫她注射更多嗎啡。
儘管Kay努力勸阻，最後仍然同意了女兒的要求，給Lynn注射了更多嗎啡。沒想到仍然沒有什麼效果，於是Kay餵女兒服下了抗憂鬱藥和安眠藥。在將近24小時之後，筋疲力盡的Kay再度向Lynn注射了更多的嗎啡，而Lynn 終於在12月4日的早上7點離開人世。
法醫的驗屍報告指出，Lynn的死因是在她請媽媽協助前已服用過量的嗎啡，而非Kay後來注射或餵食的藥物，不過，Kay仍遭到殺人未遂的罪嫌起訴。Kay的辯方律師則否認謀殺的指控，只願承認Kay觸犯的是協助自殺罪。陪審團的觀點是，Kay的情境與動機殊堪同情，因此，在殺人未遂罪嫌上一致做出無罪的判決。
最後，法庭以有條件釋放的方式結案。審判長Justice Bean在法庭上對Kay說道：「你是一個充滿關懷與愛心的母親，你所做的是為了女兒的最佳利益，這一點沒有任何爭議。」
對協助自殺與安樂死的寬容
總結日本與英國案例的討論，日本與英國的現行法律均不認同安樂死與協助自殺，不過，在相關個案上的法律判決卻都相當寬容，日本甚至對非自願安樂死的案例都予以緩刑處分。
英國則在特定條件下不起訴協助自殺的行為，即使以謀殺罪起訴的案例，如Kay Gilderdale，陪審團按照普通法的重要原則，亦即常識以及道德直覺進行判斷，亦得凌駕現行法而將提供自殺協助或安樂死的人判為無罪。
總之，即使日本與英國的現行法律不支持協助自殺或安樂死，但具體案例顯示，社會大眾與倫理感情上的認同能導致判決上的寬容。
• 本文摘自：《最美的姿態說再見：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內涵與實踐》
• 出版社：天下雜誌
• 出版日期：201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