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膚黑哪裡不好…《終結壓迫》拆解膚色背後的種族主義

編按：艾蜜莉亞出生在法國，白人父親與非裔母親帶給她深膚色，但為什麼朋友要對她說：「我不認為你是黑人」？雖然膚色只是身分特徵之一，但《終結壓迫》一書作者艾蜜莉亞很早就體認到，膚色從來不是中性的。她指出我們可以從「看見」膚色開始，翻轉背後的種族主義。

「我作為黑人女性⋯⋯」—家庭中的種族主義

我很早就必須了解到膚色不是一種中性特徵。

我的母親是黑人，父親是白人，而我是梅蒂斯（métisse），這是法文中混血兒的意思。我小時候和長大的生活都離不開這個字。梅蒂斯常被與美麗、異國島嶼和女性氣質聯想在一起，雖然我現在知道這種涵義雖然看似正面，但同時具有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的意味，但我相當積極地接受了這種歸因。

當學校裡的孩子對我說：「你是黑人！」我會回答：「不！我是梅蒂斯！」對我來說，梅蒂斯比黑人好是理所當然的。確實如此：在一個四歲孩子的眼中（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當梅蒂斯比當黑人好，當白人又比當梅蒂斯好。

當一位幼兒園老師聽到一個孩子對另一個孩子喊「你是黑人」時，她說：「不可以這樣說話，這樣不好。」她的本意良善，但透過她的陳述，她讓兩個孩子明白「黑色」是個骯髒的詞，因此黑色本身就是一種負面特質。

兩個孩子都看到他們有不同的膚色，老師本來可以直接說：「是的，他是黑人，你是白人。你們與眾不同，而且都很漂亮。」然而，她並沒有想到這點，因為在她（以及集體）的潛意識中，「黑色」帶有負面涵義。

無論在書籍、歌曲、電影、廣告還是玩具中，我們的集體潛意識一直不斷被灌輸劣等黑人的形象。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差異不是問題，問題在於與其相關的評估。如果我們將上述中的「黑」換成「胖」或「殘障」，我們會得到相同的結果，理應被中性看待的身分被給予了負面評價。絕大多數人很難在說「他很胖」或「他是殘障」時，不覺得自己在以某種方式侮辱這個人。

當膚色不再重要

在跨種族家庭中，差異往往會被否認，因為不去處理差異和等級制度更方便。黑人、亞裔和混血兒的白人父母往往會忽視孩子的膚色。如果他們基於膚色而得到的現實和經歷不會被逐漸抹去的話，那的確不是件壞事。父母都想在孩子身上找到自己，尋找相似點和相同點。

雖然膚色只是身分特徵之一，一如眼睛和頭髮的顏色、雀斑、身材和性格特徵，但它不是中性的，它承載著白人無法分享的特殊體驗。白人永遠不會知道，作為多數白人中的有色人種去體驗世界是什麼感覺。因此，意識到自己的孩子對世界的體驗不同，並且可能會遭受某些自己不會遭受的事情的困擾時，這可能會讓人感痛苦和沮喪。然而，同理心並不一定需要自己擁有相同的經歷。

我在一個種族主義家庭長大。我的祖父一生都是勒龐的支持者，並且非常活躍於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在競選期間，法國北部的每條街道上都可以看到印有他照片的海報。他甚至在我六歲時帶我去了巴黎附近的國民陣線總部。我仍然記得有人撫摸著我的頭，對著我微笑，甚至可能是勒龐本人。

在我的整個童年時期，我都會聽到祖父說出侮辱黑人、阿拉伯人、穆斯林的話，偶爾還會侮辱猶太人。但同時，他也是一位非常慈愛的祖父，對待我和我的姐妹們就像對待他的其他白人孫輩一樣。

我的祖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隱藏著她的猶太人身分，她的許多家庭成員都在二戰中被謀殺，她甚至讓四個兒子受洗，這樣他們就可以在需要時出示證書。在我祖父之後，她先後嫁給另外兩個同樣公開擁護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男人。也許接近敵人是他們的保護機制。儘管如此，我們這些孩子也不得不聽著他們那些關於黑人和阿拉伯人的種族主義言論。

祖父母都曾在我們面前貶低黑人，貶低他們的梅蒂斯孫輩和他們的黑人兒媳，他們對此並不感到難過，而我父親也從未反對過。他們是怎麼把我們和其他黑人區分開來的？為什麼我父親不為我們辯護？

他們可以做到是因為他們沒有看到我們。他們隱藏了我們的膚色，好讓自己可以接受和愛我們，而不會引起他們內心的衝突。他們是對某些少數群體有負面偏見，卻仍然可以與這些群體成員發展密切關係的一群人。

當一位白人朋友懷上她的第一個梅蒂斯孩子時，她告訴我：「我希望她非洲人的特徵不要太明顯，希望她沒有毛躁的頭髮，希望她會像你一樣。」乍聽之下，這像是她要給孩子愛的一個先決條件。如果她女兒對她來說太黑了，她會怎麼對待她？

當我開始回答「作為一個黑人女性⋯⋯」時，另一個朋友打斷了我：「艾蜜莉亞，你對我來說不是黑人。我不認為你是黑人。」當時我思考著，她眞的把我看成白人嗎？她會對棕色眼睛的朋友說「你的眼睛對我來說不是棕色的」嗎？這與我是梅蒂斯這個事實有何關聯？但是我的黑人母親也經常從她的白人朋友或熟人那裡聽到這句話。此外，這位女性友人來自美國，一個我顯然會被當成黑人的一個國家。她的聲明呈現出很多人的認知失調：「黑色是負面的，我喜歡這個人，所以這個人不是黑人。」

缺乏同理心與看不見，是同一回事

正如同德國另類選擇黨的首席候選人愛麗絲．魏德爾（Alice Weidel）可以跟一個來自斯里蘭卡女子結婚一樣，我的祖父可以既是種族主義者又可以愛他的黑人孫子。

當我在一部由德法公共電視（Arte）製作的關於正義的紀錄片中採訪我的祖父時，再次驗證了這種狀況。祖父見到我很高興，擁抱了我，親吻了我。在檢查完攝影機和聲音後，我問了我的第一個問題：「爺爺，您認為我們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在他回答後，我驚訝地目瞪口呆了幾秒鐘：「種族通婚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問題。」儘管我很驚訝，但我知道他沒有意識到情況的荒謬。他顯然沒有想到，這樣一句話竟然會深深地傷害到我。

我的姐妹也經歷了類似的情況：我們的祖母告訴她，我們的父親應該停止與黑人及異國女性在一起，因為她們貪婪而且善於欺騙，而她沒有「意識」到，她的孫女就是她口中這樣的女人。

在這兩次互動中，我們的祖父母都刻意忽略了我們的膚色，我們身分的一部分。這是缺乏同理心的表現，也是權力不平等的表現。我們的感受和脆弱不如我祖父母表達意見的自由重要。

我父親沒有譴責這種言論是種族主義的行為，從而加強了這種權力的行使。相反地，祖父母都被描述和保護為「一點也不種族主義」和「有愛心」的人。在接受紀錄片採訪時，我父親就坐在後面，他可以聽到一切。在持續數小時的拍攝結束時，我感到精疲力竭，同時也為無法再否認祖父的種族主義而鬆了一口氣：這一切都不是我做夢，他眞的在鏡頭前說了這些話。

在回程路上，父親表現出的態度是在責備我，並堅稱祖父不是種族主義者。他讓我不得不向他解釋這部紀錄片的正當性，我需要從他那裡得到的是同理心，以及從不為我們辯護的一個道歉。

為何「舉證責任」總是落在弱勢族群身上？

舉證責任總是落在那些經歷過種族主義的人身上。白人享有不可動搖的無罪推定。除非某個行為能被證明是種族主義，否則它肯定不是。而在這個過程中，再明顯的證據也不夠充分。

那些說他們看不到膚色的人也同樣看不到種族主義，他們一直在問要怎麼知道這些言論眞的是種族主義。他們不明白，種族主義言論不是關乎它的意思，而是關於它是如何被接收。因此，黑人和有色人種經常會懷疑店裡態度不好的人是否只是心情不好，假設他們的攻擊性與自己的膚色、頭巾或口音無關。必須反覆問自己這樣的問題是個巨大的心理負擔。你必須不斷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並且越來越懷疑自己的直覺。

順便說一句，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一個男人對女人咄咄逼人並將其置於不安全的處境時，女人會想這只是男人對自己的體貼和關心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