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正離開《四方報》 你不知道的搞砸內幕
以下以第一人稱，來聽聽張正在媒體之路的搞砸故事：
我大學念政治大學，不是新聞系，但是就覺得自己好像還可以寫點東西。那時我每次騎摩托車去政大，會經過世新大學，看到世新校門口就寫「台灣立報」。那時候獨立不是可以明目張膽講的事情，我心想：「哇，世新那麼屌，把『獨立』就直接畫在那個牆！」不過後來我去《立報》工作才知道它根本不是要搞獨立。
《立報》的目標是打造一個多元公平乾淨的社會，對於剛出社會的年輕人來說，我覺得還滿好的，我們都相信要做這樣的事情。這個社會對記者或是媒體工作者都有一些想像，像是寫一些正義相關的、打抱不平的。我剛開始當記者的時候，我的親戚都會透過我媽打電話跟我講：「我們家這邊路燈壞了，趕快來報導一下。」我想說這又不是我的線，而且路燈壞了到底要找誰我其實也不知道啦。（笑）
我們要做一個「平衡所有媒體」的媒體
《立報》專門做社會運動、教育、勞工、老弱殘疾，就是所有跟你們不相干的議題。不啊，還有同志。當年同志題目在台灣很冷門，我們有一個版做同志、做性別，曾經被高層干預：「你們幹嘛一直做同性戀，沒有東西可以做了嗎？」可是我們老闆成露茜（已過世）還滿好的，她說我們就做我們該做的事：我們要做一個平衡所有媒體的媒體。
就是《立報》去平衡所有的媒體。所有的媒體都是右派媒體，只有我們是左派媒體。那時候台灣的媒體那麼多，槍林彈雨，我們那麼小一個報社，其實沒用的。我們出版量也少，也沒有印幾份，然後就－－好，所以就失敗！
《立報》這樣一個經營成本不高的單位、資金不多的單位，裡面的人也沒有很厲害，像我這種半路出家去做的，也不太可能真的對抗其他的大媒體。我記得我進去不到一年就變成政治組組長。政治組其實是那個時候媒體最大的組，那我才進去一年而已，人家連資深記者都算不上。
因為政治組只有我一個記者，我去跑立法院，就是我愛跑哪一間就跑哪一間，每一間都可以跑。跟那種大報比起來，一個跑立法院的記者群7、8個，跟我們整間報社的記者人數一樣多，所以其實根本不太可能去抗衡。不過這個理想還是對的。
2006年，我們另外創立了《四方報》，那是一份給台灣外籍人士看的報紙，不是英文的，英文太好的我們都很討厭他，不是嗎？（笑）我們是為印尼人、泰國人、菲律賓人、柬埔寨人這些人辦的，希望可以讓他們在台灣社會過得更好一點。
成露茜用了一個巴西解放教育學家的說法：你要真的翻轉他們的處境，要讓他們有機會可以講話，有能力可以講話，讓他們在台灣這個社會可以真的發生發出聲音，可以真的得到資訊。
那年《四方報》辦了2種語言：越南文和泰文。越南文四方報基本上當時算成功，那泰文報是失敗的，閱讀量低。我後來又重新辦了泰文報，因為台灣還是有泰國勞工，我們還是撐下去，還是繼續辦，可是還是很辛苦，願意看的泰國朋友少。我後來的解讀是，男生真的比較不愛閱讀，因為泰國來的都是男生。（笑）
當他們接下報紙說謝謝，繼續滑手機，我就知道那個時代過去了
其實我是「文盲總編輯」，我不太懂越南文。我在越南待過4個月，去學越南文，在那邊講話都講越南文或英文，我最常看的電視節目就是足球，因為足球不用講話，就是踢來踢去。外籍移工寫了很多信來要放在四方報上，透過此發聲、表示意見。
意見好壞不重要，就是有個地方能講。我們甚至還收過訃聞。我雖然看不懂，但是我們報社有翻譯，那段期間讓我對在台灣的東南亞人有更清楚的認識，因為他們在《四方報》不斷的表達自己、發表意見。
後來當然失敗了，《四方報》已經停刊了。為什麼失敗呢？這要怪祖克柏，因為他發明了臉書。《四方報》被稱作外籍勞工的紙上臉書，因為他們在台灣只能透過這個報紙在紙上發表意見、傳遞訊息，後來呢，慢慢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機，網路越來越發達。
後來我再拿報紙給人家的時候，他們還是會說謝謝，因為免費。但會放下報紙，繼續滑手機，我就知道那個時代過去了。
《四方報》後來做了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柬埔寨、緬甸等6個語言的刊物。《四方報》後面資源是《立報》，《立報》的資源來自世新大學。在網路時代，紙本已經不太能養活自己。《四方報》雖然名聲在媒體圈裡面是大的，但是錢越賠越多啊，所以就收了，停刊了，我也離職了，就算失敗。
現在呢，我創辦了燦爛時光書店。當我們在說紙本被網路取代的時候，其實越慢的東西或是我們面對面的接觸，反而越來越重要。你以為在臉書上每天你有5000個朋友，每個都是好朋友嗎？才怪！大部分的人都不認識。可是在書店，你可以面對面的接觸，然後不小心撞到隔壁、可以講話，反而珍貴。
（內容編輯自2016年7月「媒體搞砸之夜」，整理：張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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