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分數就會更努力嗎？為什麼經濟學家不建議凡事量化

2024/02/29 時報出版：文／麥可．達倫（Micael Dahlen）、海里格．托爾布約恩森（Helge Thorbjørnsen）

編按：今天，你在社群媒體上按了幾個讚和愛心呢？現代生活，我們彷彿有辦法評量各種事物：績效目標、工作產量、跑步圈數、吃飯時間……。然而，這就代表我們需要將一切事物都加以量化嗎？

兩位北歐經濟學家撰寫的《你有數字病嗎？》中，深入淺出解析量化如何走入職場中，並為深受「數字病」所苦的讀者們指出，量化的副作用何其多，受數字所苦的絕非僅有你一人。

現代生活，我們彷彿有辦法評量各種事物：績效目標、工作產量、跑步圈數、吃飯時間……。圖／Unsplash

為什麼數字被當寶？

1924 年，在美國伊利諾州的西塞羅（Cicero），西部電力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的霍桑工廠員工正要去上班，也即將參與一場最終將延續將近 8 年，而且受到廣泛討論的生產力研究。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要了解工作環境的改變會如何影響勞工的生產力。

學者以一種系統性的方式，透過他們的控制，調整勞工的工作環境來進行實驗。首先學者調整照明亮度，有些勞工的照明被改變了一段時間，其他人則否，然後學者評量了勞工的生產力表現，結果是照明有過變化的人，其生產力變高，而且這還無關乎改變的方式。實驗還沒結束。在照明亮度保持恆定的控制組裡，生產力也提高了！霍桑工廠研究的驚人與玄妙之處就在於，無論學者怎麼去改變各種變數，實驗組與控制組的生產力都會持續增加，幾乎不受影響。

在早年的心理學與組織行為學教科書中，這被稱為是一場「照明實驗」，而實驗中的現象則慢慢被稱為「霍桑效應」──人一旦受到觀察，其行為就會有所改變。自從 1930 年代以來，學者就不曾停止辯論上述實驗結果的成因、被使用的研究方法，乃至於霍桑效應究竟存不存在。今天幾乎所有的學者都同意在被觀察或被測量的狀態下，人的努力程度、短期表現，再到他們的行事偏好與優先順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會受到影響。

從那之後，評量與數字就從各個層面鑽進了我們的職業生活，也鑽進民間企業、軍隊、志工團體，以及公家機關如學校、警局與醫療院所。而隨著科技的持續發展，數字愈變愈多，評量的行為則隨之愈來愈普遍。我們活在當中早已見怪不怪，甚至覺得理所當然。

我們把數字當寶，一邊評量、一邊還拍手叫好。

在我小時候，某段時間電子錶突然紅了起來，它不僅可以顯示時間，而且還可以播放各國國歌──我不確定那有什麼用處，但感覺就是很酷。但更酷的是電子錶新加的計時功能可以數到百分位數，還可以計算單圈的跑步成績。哇，我們因此什麼都要計時了！我們在學校自助餐裡排了多久的隊？吃完一顆肉丸要花多少時間（學校嚴格規定一個人最多能拿十顆）？嗑一根胡蘿蔔棒又要多少時間（我們一人吃了十根來比較，而跟肉丸不同的是，時間會一根根愈來愈長）？一個眨眼的時間有多長（這需要多次嘗試來測量，但我還記得平均眨一次眼是零點一九秒）？

麥可

量化的副作用

我們有辦法評量大大小小的事物，不代表這麼做就是對的，也不代表我們每次評量的都是該量的東西。再者，評量本身往往是得付出代價的。HBO 劇集《火線重案組》（The Wire，一譯《監聽風雲》）裡對此就有過一種反烏托邦但不失其娛樂性的描繪，觀眾可以從中看到把評量導入公部門內會導致何種不堪的結果：警方是如何執著於達成他們的績效目標，以至於他們在效率跟道德上都因此沒了下限。在現實生活中，教師被迫專注在學生要接受的國家考試與評量上，結果就是他們發現其他方面的學習已經蕩然無存。政治人物為警察設下了不切實際的業績目標，以至於真正迫切的犯罪偵查遭到了擱置，複雜的案情遭到了掩蓋，最終能破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案。

測量可以讓外部動機壓抑我們的內在動機，也看到測量可能會讓我們對原本樂在其中的東西興趣缺缺；我們已經見過了在職場上，測量與績效紅利可以倒打自己一耙，而且對人進行測量與量化的過程會產生讓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我們會開始作弊、變得更自大、針對實際上被測量的東西來調整自己的行為。這些狀況在員工與組織之間，肯定也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