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21世紀，為何我們仍要談起「恐怖時代」？

1945年1月27日，奧斯威辛集中營被解放，結束了納粹在這裡的暴行，聯合國因此指定這一天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七十年來，這個集中營成為一個不可遺忘的標誌，提醒世人：人類可能如何盲目、狂熱而殘忍地，犯下不可思議的暴行。

為了紀念奧斯威辛解放七十週年，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在2015年發起一項推特Hashtag標籤：「＃奧斯威辛對我的意義：_」（#Auschwitz ist für mich:_）。這個行動引發了媒體激辯。究竟我們能否「推特」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殘忍的事件？如何在一百四十字內說出集中營的意義？這麼作的倫理意義何在？

《 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編輯普蘭斯塔勒（Christopher Pramstaller）說：不！奧斯威辛不是主題標籤的對象，因為用一百四十個字表達這個場所、這個事件，是輕率的「反應」（Reflex），而不是深刻的「反思」（Reflexion）。但是歷史學者布克哈特（Hannes Burkhardt）則問，用一百四十個字或一萬四千個字描述集中營，差異何在？（開門後抽言）我們總是得面對這個事件。而一個情緒，一個反應，也可能將我們帶向反思的路。

超過五百六十萬人被解送到奧斯威辛，超過一百一十萬人在這裡失去生命，其中百萬人是猶太人。這個集中營裡所發生的事，遠遠超出人類所能想像，也非人類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如何描述這個邪惡的大屠殺機制？德國人如何承擔奧斯威辛，又從歷史中學到了什麼？七十年來德國社會不斷陷在集中營帶來的倫理難題中，苦苦思索答案。顯然不管是一百四十字或一萬四千字，都難以刻畫大屠殺的成因及面貌。

只想趕快回去過「正常人的生活」

1970年12月7日，德國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訪問華沙，在猶太區的紀念碑前，為了納粹犯下的集中營暴行跪下並默哀，承擔了德國一整代人的罪責。他以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懺悔姿態，回應了大屠殺的罪責與倫理問題，也因此獲得次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不是每個德國人都能那麼勇敢面對奧斯威辛。那不只是無法啟齒的尷尬話題，也是無法表達、無法想像的事。德國最重要的政論談話節目《君特．姚赫談話秀》（Günther Jauch）於2015年1月25日時邀請了兩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以及參與1963年起訴集中營工作人員的檢察官維斯（Gerhard Wiese）上節目，談論那無法想像的暴行。

主持人姚赫問維斯，為什麼一般的德國人這麼不談集中營問題？維斯說，一般的德國人認為，清理納粹的工作已經被盟軍完成，他們只想盡快回去過正常的生活。而那些被起訴的集中營工作人員，在戰前也都是來自各行各業的「正常」德國人。德國司法界當時並無太大興趣在沉重的業務負擔外，另外起訴這些人。

可是「正常」的生活，難道不是建立在對那些「絕不正常的事物」的忽略上？這些非正常的暴行，德國社會平常不願意碰觸。姚赫指出，戰後的四○、五○年代，大部分的德國人不願探究奧斯威辛，認為大部分德國人民與集中營無關；而六○年代開始，在法蘭克福的檢察官揭露集中營的共犯結構後，整個德國都為了「平常」德國人的涉入而震驚。

在那之後，人們以為罪責問題早已經被司法回答，所謂的「克服過往」（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已經與七十年後的今日無關；然而，當姚赫的節目上，這兩位倖存者緩緩敘述奧斯威辛裡發生的事情時，整個共和國的觀眾還是為之震動。

「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

八十四歲的艾爾本（Eva Erben）說，當年她被解送到集中營時才十一歲，她與家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集中營的作用，她以為只是暫時的棲身處。但是，她自己的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著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筋疲力盡抱著年幼的她，與她告別：「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我現在必須離開妳了。」她看著母親死亡。她在集中營裡看到越來越多不可理解的荒謬與殘忍，終於知道，這不是暫時的家，而是最後的終點。

她講述她因為被分到兩隻左腳鞋子想更換而被警衛用槍托打落牙齒，她見到許多母親的嬰兒被強制奪走，她見到地上滿佈嬰屍，她見到失去嬰兒的母親精神失常、抱著不存在的寶寶唱搖籃曲，最後投身在電網自殺……。這段記憶太過殘酷，她必須等到終戰幾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後，才有辦法述說。

而九十三歲的弗麗德蘭德（Margot Friedlander）則說，納粹掌權時她們全家必須逃亡，她甚至染髮、動了整形手術，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猶太人。全家後來還是被抓到，分別被解送到不同集中營，她則孤單地躲藏、流浪於街頭。戰後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營中死亡，「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後來她移居美國，近九十歲時才終於回到這個如此殘酷對待她的故鄉─柏林定居。

當她決定返回德國時，親友們無法理解，懷疑她如何能回到這個殺害她全家的「充滿惡人的國度」。她對著鏡頭說：「其實，我在德國受到溫暖歡迎，很多人也對我的返鄉表示感激。現在的德國人，已經是大屠殺的第三代、第四代，他們與那一代犯下的罪行無關，我有什麼資格審判他們呢？」

這是充滿諒解的姿態。但是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應她的和解與原諒？姚赫指出，民調顯示，今日三十歲以下的德國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願意談論集中營的問題，「對此，妳感到憤怒嗎？」兩位倖存者回答：我們只能遞出我們的手，只能向這些不願意談論的人見證，希望他們也能成為見證者，因為我們能成為見證者的時間，來日無多了。艾爾本並說，見證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今日還是會一再發生。

節目最後，姚赫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Elie Wiesel）─也是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話總結：「每一個傾聽見證者之證詞的人，自身也是見證者。」

這一集節目讓整個德國社會動容。《明鏡週刊》（Der Spiegel）評論，艾爾本與弗麗德蘭德說出了那「不可敘說之物」，當年的納粹要讓那些異己者沉默，而不斷敘說那些難以敘述的邪惡，也許正是一種反抗技術：你無法強迫我成為你要的樣子。這個夜晚談論記憶如何作為抵抗的武器，如此觸動人心。

法律無法完成的工作，必須由我們繼續

七十年後，經歷過無數次的司法審判，坊間出版了無數談論集中營的著作，但我們還是必須不斷記憶，不斷見證；即使沒有人可以完全記得當時的狀況，即使沒有倖存者能夠真的見證最根本的邪惡。

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奧斯威辛的剩餘》（Remnants of Auschwitz）一書中談論「見證」。他說，見證的拉丁文「testis」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作為第三方的證人，如同審判般去評斷爭議雙方；另一種則是自身經驗其中，從頭到尾承受、體驗了這個事件，進而能夠見證。前者是法律問題（quaestio iuris），是試圖做出公正審判；後者是事實問題（quaestio facti），是自身的經驗、自身的責任，永遠無法被法律窮盡。

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見證，正是不能被法律化約的領域。戰後的審判似乎暗示了奧斯威辛的問題早已經被克服，然而，大屠殺的邪惡遠遠超出了法律問題，這是一個必須不斷被回應的倫理問題，是一次必須不斷被見證的事件。

姚赫也指出一個殘酷的事實：根據調查，德國人直接地或間接地參與大屠殺的共犯結構的，約有五十萬人，然而其中只有約九百人被起訴，不到百分之零點二。此外，戰後的納粹審查委員會甚至因為執行成效不佳，被譏為頒發了「洗潔證」（Persilschein）給那些納粹份子，讓他們得以除罪。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由得質問，法律在大屠殺的問題上，是否束手無策？

真正的轉型正義，無法僅由法律完成。阿岡本指出「見證」的內在矛盾：倖存者永遠只能說出部分，永遠無法完成真正的、完整的見證，因為亡者之聲不可能被聽見，有資格見證的人、真正接觸到邪惡的最深處的人，都不是倖存者。

然而，也因為見證的不可能完成，我們承擔著這樣的倫理責任：我們必須不斷地傾聽或述說，我們必須在明知失敗、不可能「真實」的情形下，持續地見證這個時代的暴行、罪惡，與那些不可能完成、也不可能停止的「克服過往」工作─不管用多少字數，不管用哪種形式，不管標上哪種主題標籤。我們必須傾聽證詞，因為我們有成為見證者的義務與責任。

• 本文摘自：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 出版社：獨立評論

• 出版日期：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