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Labs杜奕瑾Ｘ文策院丁曉菁｜用文化心做理科事
我們一直相信一件事，文化定義科技的深度。
Taiwan AI Labs創辦人 杜奕瑾
杜奕瑾：
在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中，「人機介面」是很重要的研究。我們一直相信一件事：「文化定義技術的深度。」台灣長期以來多是代工的思維，若要發展「工業4.0」，文化越顯重要，必須要有新的體驗與思維才能展開新科技發展。
因此在人工智慧實驗室中，我們有「雅婷逐字稿」、人臉及語音辨識，都是很重要的AI應用。在中國大陸，這些被用來辨識監控，但我認為人工智慧的用途不該是如此，而是用來理解人、理解音樂創作的涵義，甚至用來輔助創作。
之前我們推出一張AI專輯《武漢肺炎》，就是透過人工智慧聆聽百萬首熱門音樂，分析、理解情緒後，全自動生成的音樂。《武漢肺炎》是一種嘗試：由人工智慧運算分析，沒有人介入其中，專輯名和歌名也是透過熱門新聞分析出來的。（活動報名：雅婷謎音製造大賽）
今天和丁董的對談很有意思。我受邀加入文策院成為董事之一，就是希望思考如何用科技協助藝文創作，讓藝文有好的發展。過去臺灣在文化藝術的人才培育不夠積極，也受限於政策，但近期限制鬆綁放寬後，讓我們開始思考人工智慧實驗室AR、VR可以怎麼用在藝術上。
文策院在去年6月成立，今年遇上肺炎疫情衝擊，種種藝文活動受到影響，但也因受限，從中開展出無限的想像。如今我們處於後疫情時代，應該思考如何定義下階段的藝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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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回疫情讓說故事的人、創意人有了新的工具，新的工具不只是讓體驗不同，也改變了人和世界互動的方式，走進故事不再是線性的，而是摸索出來。
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
丁曉菁：
「文化界定技術的深度。」這句話非常好，可以刺激很多想法。當初邀請Ethan（杜奕瑾）加入文策院（擔任董事），也是想藉由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的跨域思維。如剛剛所談到的利用AI模擬世界上的重要音樂家。
不同於傳統的創作模式，透過程式語言模擬音樂創作的軌跡，頗為有趣。這回疫情，讓說故事的人、創意人加速使用數位新工具，另一方面，觀眾也不再只是線性的走入故事，新的工具不只讓體驗不同，還改變了人和世界互動的方式。
杜奕瑾：
我一直覺得人工智慧的技術本身沒有價值，價值是來自「重現」。在AI音樂中，透過人工智慧找出創作的核心和靈魂，學習不同作曲家的風格和情緒，未來可能進一步協同創作。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在這段期間，投入發展「科技防疫」人工智慧解決方案，開發社交距離APP、電子圍籬系統3.0、胸腔X光輔助診斷系統、及病毒實驗室資料庫大數據分析等等，做到世界領先群。類似的方式若能放到音樂型態的開發，也會是很好的展現。尤其台灣沒有大國主義思維，擁有開放的海洋文化，自由開放的社會中有更多元的創作養分。
後疫情時代，我們看到虛擬演唱會、虛擬空間的展現，是不是也有可能開發出新的方式，展現在藝術創作上？文策院之前攜手貝殼放大，建立新的商業投資模式是一種嘗試，未來的內容創作也可把握機會，善用實驗室的技術與體驗，創造出新的文化高度。
丁曉菁：
科技和藝術之間，在台灣長期被簡單化約成「左腦」和「右腦」，學校教育體系加速人才分類分流；但回頭來看，無論是科技或藝術，都是人類文明進展的一部分。台灣常常在問文科生和理科生誰比較優秀的問題，但當技術開展到一定程度後，「想像力」更為重要。如果仍以文理科涇渭分明的思維進行專業訓練，會限制可能性。
當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後，為了配合國家發展、經濟發展而設計標準化的教育模式，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被工具化，可能性因而受限。時至今日重複性、操作性的工作，大量被AI及機器人取代後，人所擁有的完整、複雜、整合性能力也因此顯得特別珍貴。當世界開始反思這樣的轉變時，文策院看見契機，希望搭建平台，打造生態系，讓長期受制式教育掩蓋、限制的種種可能性，有機會發揮。
杜奕瑾：
在人工智慧實驗室裡，創意最強的人，常常不是走正規路線的人，而是那些對社會有想法、對周遭有點不滿的人。
過去工業化思維常說要大量生產、追求效率，但在定義下個階段「工業4.0」的策略時，還用同樣的思維是危險的。人工智慧會取代掉重複性高、易於學習的工作內容，但無法取代的是個人的獨特思想及發明。過去透過傳統教育來訓練人的思考模式，但如今教育本身已不太能夠滿足多元發展，讓大家擁有創意。
當今最強大的數位經濟平台如Facebook、Apple、Google的創辦人，最初創意的發想都是覺得”Nothing to lose.”而後敢於創造、實踐想法，提高可行性後，大眾而後追隨。所以我才會不斷說，「文化創意」是科技人一定要有的本質。
丁曉菁：
台灣習慣用科技解決人類社會物質層次的問題，比如說量產、減少支出等等，基本上反映了製造業的思維。在台灣，經濟生產是大眾最熱衷的題目，但實際上人類社會性需求多樣而複雜，你可曾想過：創業也能夠改變世界？也就是說只要你能提出新的解決方案，解決各種社會需求，也就能帶動出新的商業模式和新創經濟。
杜奕瑾：
剛提到的數位時代大創業者，起初他們所關心的事情，大家都覺得可行性低。當年Apple賣不動PC，但當創辦人史蒂芬賈伯斯離開，創辦皮克斯，接觸內容產業後，回來後推出iPod、iPad、iPhone，定義出新的商業模式與產品規格，追隨者跟著照做。
台灣不缺接訂單的人，缺的是定義未來的人。常有人問我，創業要如何成功？事實上，成功不可複製，失敗可以借鏡。我常說數位經濟的成功都是從身邊開始的，跟隨者無法成功，定義創新的題目更為重要。我常常覺得台灣想創新的人很可憐，願意在新創、創業階段就投入支援、給予資源的人太少了。
丁曉菁：
如何幫助文化產業中孤獨的創作者、創業者？這件事情的倡議很重要，也很困難，因大家很容易陷入慣性思維。
另一方面來說，敏感的藝術家往往對特定的事情忍受度極低，但也因為這樣的特質，看待事情有不同的視角，或是透過創作將感受極大化讓觀眾感同身受，這是好藝術家的必備要素。
在文化多元開展的社會，這些異質性和個人特質受到系統性的支持，像是歐洲有很多獎補助機制支持多元文化保護以及藝術創作支持，這部份台灣的機制比較像歐洲。而美國雖是資本主義至上的社會，卻有各式基金會、民間企業願意贊助藝術文化活動，也投資文化產業。美國最賺錢的企業多是軟體型企業，例如Google、Facebook等。
很多國家的文化藝術發展經費在整體國家預算中佔比極高，讓台灣羨慕。台灣過去重製造業，追求效率和技術價值，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越來越多工程師、醫師品紅酒、聽音樂會、追求生活品質，也出現精英藝文消費，文化創意市場變得蓬勃，接下來就是如何讓台灣自己的原創和文化產業滿足國人的需求，進一步走進國際市場；現在的年輕世代也是逐步朝這種生活樣貌來前進，不像過去凡事以賺錢優先，其餘需求就會被「忍耐、犧牲」掉了。
文策院希望透過不同方式，翻轉舊的思考模式，透過新方法來解決老問題。經過這波疫情後，台灣優異的公民社會治理、數位基礎能力被世界看見，也加速整個社會暫時放掉慣性，換個角度看自己所擁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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