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籍遭拔除 留學生在挪威為台灣打正名官司

當你拿著台灣護照抵達夢想中的人權、法治國度，而那個國家卻隨意變更了你的國籍，你會怎麼做？

這是一群在挪威的台灣留學生的處境。

挪威政府從2010年起，陸續將在挪威的台灣留學生國籍註記為中國，幾年下來，這群留學生決定不再噤聲，成立「挪威居留證訴訟核心團隊」，並發起「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向挪威政府提訴訟，要求挪威政府更正在挪台灣人的居留證國籍為「Taiwan」。

為了籌措在挪威打官司的經費，他們在台灣發起了募資，希望可以用2個月時間，募到訴訟所需費用約122萬新台幣。結果響應者眾，募資第8天就達標，9月底募資結束時已經募到371萬的訴訟費用，目前已經在挪威委任律師發起民事訴訟。

他以為挪威是崇尚人權法治的美好國度，卻在此連國籍都被更改

「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發起人Joseph原本是一位律師，台大法律系畢業後進入了國內知名商務律師事務工作，專門幫大企業辯護。他因此存了不少錢，卻仍決定在執業2年多之後轉投身學術。

Joseph把人權立國、崇尚平等思想的挪威當作第一志願，申請了挪威奧斯陸大學人權碩士，研究國際人權法、犯罪學與刑事政策。

家境並不富裕的Joseph帶著2年執業的存款，前往夢想國度，這不僅是他第一次到挪威，也是他第一次到歐洲，卻開始了一連串的幻滅。

拿著台灣護照到著稱「人權立國」的挪威，Joseph居留證上的國籍隨即被粗暴改為中國，他向挪威承辦人員抗議、向台灣代表處反映都無效，移民局警察對他說「You have to be Chinese in Norway」－－在挪威你得是個中國人。

生活上也有口難言。Joseph某次在挪威朋友家作客，大家玩起各國首都接龍的遊戲，當他說出「台北」時，身旁的挪威人說，「台北不算首都，因為台灣不是一個國家，你要罰一杯酒。」

學習時，也常常面對窘境。有次美籍教授談到中國政府對人民的監控，投影片的中國地圖中包含了台灣，Joseph第一時間要舉手反映，但下一秒看見教室裡有許多中國學生，剛剛興起的勇氣便消失無蹤。

我是誰？為什麼我的國家不被世界其他國家認可？

「你是誰？世界從何而來？」Joseph說，這是他最喜歡的挪威作家喬斯坦·賈德在著作《蘇菲的世界》中的提問，是一個關人生思考的提問，也是過去的他常常思考的問題。但是時空轉換，當他身處挪威，這2個問號就成了對台灣的國際關係的提問：「我是誰？為什麼我的國家不被世界其他國家認可？」

Joseph的經歷並不獨特，所有在挪威台灣留學生都經歷過－－為了在挪威就學、工作、申請帳戶，必須忍受這個中國籍的標籤。他們生氣、憤怒，卻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有愈來愈多人在社團裡抱怨這件事，我想我是不是可以帶領大家做些什麼？」法律專業的Joseph想到的就是循法律之路。他於「台灣人在北歐」的社團發文，建議串連所有在挪台灣人對挪威政府提起集體訴訟，構想馬上獲得近20人響應，便成立了「挪威居留證訴訟核心團隊」。

2017年3月，團隊向挪威移民局提起訴願，直指挪威政府不尊重台灣人身份認同的作法已違反挪威憲法、歐洲人權公約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並詳列法條，團隊請求挪威政府將他們的國籍正確註記為「台灣」。

這不是挪威政府第一次遭台灣人提正名訴願，卻比過去都棘手

在過去，曾有個台灣留學生向移民局提出訴願，馬上被駁回。但是這次訴願不同，格外棘手，一來提訴願的多達十幾個學生，二來，寫訴願文字的Joseph是法律人，字字句句都於法有據。

棘手的訴願拖了好久，Joseph幾次催促，被移民局以各種奇怪理由迴避，例如：「現在國會大選」、「現在是申請簽證的高峰期，要優先處理簽證案件」或是「暑假期間員工休假」等。

2017年11月，提起訴願的8個月後，挪威移民局以「此一註記並未對當事人在挪威的權利和義務造成影響」為由，駁回台灣學生們的請求。團隊隨即將訴願移交到移民訴願委員會審理，也在今年3月被駁回，原因是被註為中國公民之決定「符合挪威的外交政策」。

除了抗議、反應和訴願，他們也曾向國會議員及當地媒體表達訴求。挪威最大報《晚郵報》（Aftenposten）在今年5月以跨版面的篇幅報導此事，並反問挪威讀者：「想像一下，當你移居美國時，他們卻堅持將你註冊為瑞典人，你會對此感到滿意嗎？」（註：因挪威曾遭受瑞典統治）。

挪威國會議員則指出，雖然國會中有許多議員認為挪威可以且應該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挪威政府目前只承認中國政府；若想要改變司法上的問題，必須尋求法律途徑解決。

各種突圍方法無效後，他們決定對挪威政府提起集團訴訟，訴訟倘若在挪威無法獲得回應，甚至要一路上訴到歐洲人權法院，讓國際社會看見台灣人的訴求。

然而，在挪威提起訴訟的花費，光是1個審級就至少高達新台幣100萬元。若要一路上訴到歐洲人權法院，總共會經歷4個審級，預估會花費488萬台幣，每個審級耗時6到9個月，總共預計花費3到4年的時間。

於是，為了籌募訴訟費用，Joseph回到台灣募款。

這個募資行動，就是一場倡議

這次募資，單筆捐款不能超過10萬。Joseph解釋，當初曾經想過找企業家捐款，尤其是政治立場鮮明的企業家，募資一定可以很快達標，但是後來大家的共識是「與其大筆金額快速達標，不如讓更多人參與」，他們不讓單獨個人或單一組織捐款過多金額，將這次募款定調為小額的群眾募資。

這次募資案，最低資助金額是368元，「因為台灣共有368個鄉鎮區，」Joseph解釋。

細看募資款項，每個數字的設定都攸關台灣－－

看完募資訊息，就是看完了一輪關於台灣的關鍵數字。

訴訟最終成敗很難預測，但是走法律途徑一定會增加曝光機會，尤其在人權立國、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處的挪威，即便輸了，也透過訴訟讓台灣被看見，讓更多挪威人、歐洲人知道台灣。若有幸訴訟贏了，不只挪威必需為台灣正名，對歐洲其他國家有相同的約束力。

過程中，Joseph刻意讓這件事不要泛政治化，不是國家的對抗，而是人民爭取自己權益的過程，讓這個由下而上、民間發起的法律案件，可以突破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外交封鎖。

現在，「挪威居留證訴訟核心團隊」已經拿著在2個月內募到的371萬元，回到挪威，向駁回訴願的挪威移民局提民事訴訟，明年判決結果出爐後，如果敗訴會再提出上訴。

被自由民主的空氣養大的七、八年級生，用各自的專業讓台灣被看見

「我們這一代比上一代更勇敢、更靈活，也可能更沒有負擔、沒有傳統包袱做這些事，」Joseph說，他用法律爭取台灣正名、有人做數位外交、有人透過教育讓台灣被看見，這些人儘管領域不同，卻對台灣有著強烈的認同和情感，每個人用自己的專長在不同國家為台灣發聲。

這群七、八年級生，被台灣自由民主的空氣養大，相較於他們的父母長輩，他們沒有「祖國情懷」、擁有言論自由、沒有被強加的民族愛國意識，從小未曾懷疑過自己是「台灣人」這個身分，這些「理所當然」，讓Joseph在離開台灣後深受震撼，並以這些震撼為起點，開展了一連串「和世界做朋友、讓台灣被看見」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