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社會悲劇，是社工的責任嗎？撕下標籤，社工也是人。

每當社會悲劇發生時，總會有這樣的指責───社工在幹什麼？
在社會的期待之中，社工很有愛心、社工要幫助弱勢，然而，社工也一再成為社會悲劇中的戰犯，無法阻止人跌落、犯罪、受到傷害、死亡。
也有許多人並不了解社工的專業，社工是志工嗎？大學有社工系？大家對於「幫助人」有很多期待，但助人專業的現場與背後，卻充滿了許多兩難的抉擇、面臨人性與法理的拉扯。
撕下標籤，就跟平凡人一樣，社工在幫助人之前，也需要先好好地照顧自己。

2023年，新北一名男童因父母入監，在等待收出養的過程中，遭保母虐待致死，隔年3月，此事件在台灣社會發酵，究責的鋒頭不斷指向負責收出養業務的社工。

當整起案件進入了調查程序，該名社工的上銬畫面，引起了社工界的譁然，不論是在網路社群，還是320挺社工陳抗達上百人，甚至是在校園內的行動，各方力量不斷聚集，推動這一次的運動。

因創傷而起　社工的社運

對於社會大眾而言，電視台不斷播放社工涉入虐童案被上銬的新聞，社工是共犯？！面對這樣的質疑，無疑是向社工圈投下一記震撼彈。社工所的學生江婉瑄回想起「被上銬的時候，LINE群開始傳這件事，那一陣子系所彌漫一股低迷的氛圍，大家人心惶惶」，上銬事件大大影響了社工系學生的意念，要不要繼續朝社工發展的問號，浮上了眾多人的心頭。

「會不會下一個被上銬的就是自己？」江婉瑄說，每當她看到上銬畫面，都會有恐懼的情緒湧上。多個學校系所也因此舉辦了支持性團體，鼓勵師生將內心的真實感受表達出來，或是舉辦社工相關專業的講座，用更多元的切入點來討論此事件。

在社工上銬的風波之中，不少社工相關領域者自主舉辦活動、組織支持性團體。（圖片／臺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社工系教授張大名（化名）形容這就像是「社工的集體創傷」，雖然近幾年漸漸打開了社工勞動權益的討論空間，社工的辛苦被社會大眾重視，但這次事件使得社工「不只辛苦，還有法律問題」，替具有跨專業合作本質的社會工作，增添了不確定的氛圍。

社工教育的訓練，將跨專業視為夥伴關係，但如今爆發保母虐童，讓收出養案件中原本應該是合作的夥伴，關係變得緊張起來。2024年4月底，衛福部修訂了訪視的指引，提升一年訪視的次數。張大名說，增加訪視的決策，是不是意味著繼續破壞信任基礎？這宛如一個體系的崩壞，使社會工作陷入更兩難的處境。

收出養業務涉及多個系統、專業合作，卻也使流程變得繁瑣，且現場執行時往往會遇到難以預測的狀況，如同在2024年新北虐童案的憾事歷程中，第一線狀況與社會大眾的期待有所落差，像是機構社工訪視被延期、未有足夠時間與孩子相處，很難滿足社會對保護孩子的期待。（製表／黎育如、劉宜峰）

另類的槍林彈雨── 社工訪視第一現場　

「提升訪視」被政府視為最直接預防風險的措施，但對於許多身在一線的社工，此決策卻是增添了工作日常的重擔。以保護性社工來說，為了保護服務對象的人身安全，需要透過持續的訪視來介入家庭。

慈懷基金會的主任張淑華，負責基金會安置機構的事務，已經在社工圈待了28年，過去年輕時曾經擔任縣府的保護性社工，她回想起那段高壓的歲月，尤其是訪視的第一現場，很多時候都危險的令她一生難忘。

「有暴力、持毒又擁槍的爸爸，情緒非常高漲，我一直站在門外跟他對話」張淑華說，訪視現場很容易起衝突、被恐嚇或威脅，因為自己代表公權力，同時也要表達是來給予協助，在高風險的環境中進行高難度的溝通，就是他們訪視的日常。

有時候在一些幅員廣大的鄉鎮，移動不方便又花時間，一天大概只能訪1至2個案家。訪視之後，社工還要在時效內完成報告，確認是否開案、處遇為何，考驗著社工的專業與敏感度。張淑華感嘆，如果沒有足夠的人力編制，也沒有好的督導制度，缺乏經驗的新人很容易就會陣亡。

「會擔心是不是我沒有把孩子從家庭中帶出來？」張淑華說自己午夜夢迴了好多年，但繁瑣的工作流程又日復一日，不斷被案量追著跑。十年過後，被制度押著走的她開始迷惘── 不知道一名社工到底在做什麼。張淑華也因此陣亡，離開了保護性工作的崗位。

替代的爸媽　在最後一道防線對抗社會眼光

許多孩子在經過保護性的社會工作之後，會依據親屬狀態、寄養可能性來評估是否需要進到安置程序，而來到安置機構的孩子，很多都是「難置兒」，無法跟著親屬，也沒有進入寄養家庭，安置機構是承接住孩子的最後一道防線。

在安置機構裡，有陪伴孩子生活大小事的生輔員、教保員，還有處遇孩子的社工，這些人員就像「替代的爸媽」，陪孩子走一段人生路。

關愛之家的社工王敬文，不只要待在機構裡，有時候還要為了孩子，親自到學校一趟跟老師溝通。「安置收到越來越多情緒障礙、學習障礙的孩子，在發展上比較落後，通常會比較需要花心力去照顧」王敬文說，很擔心孩子在學校出狀況，會不會傷害到自己也傷害到別人。

「最心疼的是，孩子們有時候不知道怎麼表達」關愛之家的主任王冠婷每當看到孩子用自傷行為來應對情緒時，都感到非常難過。除了孩子本身的議題，社工更多時候要站上前線，替孩子抵擋社會的負面眼光。王冠婷說，很多孩子都會調皮，但來自安置機構的孩子，就會被放大檢視，要花很多心力解釋「為何孩子會這麼不乖」。

陷入兩難拉扯　走向人性還是法理？

「他們來求助的時候，其實都是狀況很嚴重的時候」關愛之家裡除了台灣的孩子，還有安置著許多「非本國籍」的孩子，王冠婷提到，很多失聯移工因為害怕被遣返，所以躲在台灣各個角落，懷孕了不敢去醫院生產、有孩子也不敢帶去就醫。這些失聯移工前來求助時，也會讓社工很兩難，因為去醫院就會有數十萬的醫療欠款，但這又是關乎人命的問題。

關愛之家的社工一邊面對著糾結，一邊著手想辦法援救傷病的孩子、幫助即將臨盆的移工媽媽至醫院生產，至少讓這些孩子有出生通報，能獲得後續醫療的追蹤。然而，有些移工媽媽生產完後，因為還沒存夠錢來還債與返家，會選擇「再次失聯」，王冠婷坦言，社工內心也會忐忑，會不會到時出了問題，被指責怎麼沒有好好追蹤他們回國、怎麼可以放他們回社區生活？

社工在許多棘手的時刻，做出關鍵的決定，每一個決定都考驗著他們的專業與信念，在這樣的工作樣態之中，他們更需要後援支持，王冠婷說「守護這群孩子，單靠一位社工是絕對不夠的，每一個人都會是那個很重要的人。」

陷入輪轉的痛　如果當初......會不會不一樣？

「就是有一個未爆彈在那裡，你會擔心有些會爆」即使已經離開了保護性工作，張淑華說自己每次看到新聞有兒虐案，整個人壓力又起來、心跳加速、睡不好。因為深知這些孩子的家庭功能很差，在社會上也缺乏支持，隨時都可能因為漏接，而成為社會新聞之中的悲劇事件。

張淑華說「保護性工作本質存在著矛盾」，她為了保護孩子，某種程度在扮演破壞完整家庭的角色，但同時間又要持續與孩子的家庭工作，思考如何修復與家庭之間的信任關係，不但耗費時間，也耗費心力。

在多重困境之下，張淑華期待能替孩子找到最適的方案，但心上也承擔著無形又巨大的壓力。她曾經調查五個孩子與一位單親媽媽的家庭狀況，當下綜合親職能力、親子關係的評估，她認為媽媽適合擔任監護人，法院也參考社工的建議做出監護判決，但過了10年之後，她來到了慈懷工作，發現機構正在照顧的個案，就是當年她調查的孩子。

原來孩子並沒有得到妥善的照顧，「我心裡是很痛的」即使張淑華知道這不是單一社工的責任，還是忍不住想，如果當初把孩子接住，今天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慈懷基金會的執行長胡碧雲擔任了33年的社工，也經常遭遇這種「多年輪轉」的痛。她過去做過兒童保護個案，因為爸爸入獄，孩子由同居人以及阿嬤照顧，經過幾個月訪視也安全無虞，她內心盼望孩子能好好長大，但過了8年之後，她卻在少年觀護所看到這個孩子，因為搶劫而入少觀所，她當時也陷入了自責，沒有在最一開始就阻斷陷入偏差行為的環境因子。

經常性陷入自責，像是社工難逃的工作命運，胡碧雲說有些孩子在安置機構，已經建立好生活目標，但還是在返回原生家庭、踏入社會之後逐步瓦解，常常會有「功虧一簣」的挫折。

助人工作者需要與服務個案建立關係，有信任基礎才能讓服務更順利進行。（攝影／張皓婷）

慈懷基金會督導林姿妤擔任社工9年，面對幾乎都是非自願性的年輕個案，要磨合出不同的工作模式，需要花費許多時間會談、互動，因為社會工作之中的核心、但也是最困難的地方就是「信任」。「當信任關係建立之後，孩子會從抗拒到願意接納你」林姿妤說，並沒有一套全然適用的方法，都要個別付出心力。

照顧者也需要被照顧　尋找前行的力量

位在台北文山區的大樓裡，伯大尼兒少家園的孩子會稱照顧人員「家爸」、「家媽」，每一家約4至6個孩子，有餐廳、廚房、臥室，就像是「家庭」般的生活在一起。

伯大尼兒少家園是台灣少數在運行「家庭式安置」的機構，伯大尼院長江秀圈說，即使孩子不是進到安置機構，而是進到寄養家庭，家庭生活也會很辛苦，照顧者不但要專心照顧、連結各項資源，很多有創傷的孩子，情緒起伏變化大，照顧者其實很容易疲乏。

「照顧者要被支持、要有好的狀態」，在伯大尼內的每一個小家庭可以直接觸及多元資源，也定期舉辦照顧者的支持活動、休閒時光、諮商時間，當照顧者狀態好時，就能有效阻斷因為照顧壓力而引發的負面影響。

江秀圈也感嘆，台灣社會低估了照顧工作，不論是一線的教保、生輔人員，還是社工，民眾的支持多落在物資上，多不願投注在人事成本上。「但社工就像是社會問題的醫生跟護士」江秀圈說，他們值得社會更多的重視。

回到了培育社工人才的校園，「學校教育會談到自我照顧，但更想知道社會層面能給予的支持與照顧可以是什麼？」社工所學生江婉瑄反省自己所學，再過不久，她也會踏出校園，成為一名助人工作者。她深刻體認到社工堅持的價值，很多時候與主流社會相互矛盾，承接著被社會遺落的人們，期待在這樣的逆境中，有更大的力量支持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