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揮刀殺人那一刻....「他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2019年7月24日上午9點，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中高分院）刑事庭內，在經過朗讀具結文並簽名後，衛福部草屯療養院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何儀峰坐在法庭正中心，面對三位法官，左側是被告賴亞生及兩位律師，右側是負責起訴的檢察官，以專家證人的身份，針對被告精神鑑定的結果接受交叉詰問。

法庭現場：專業難獲共鳴的精神鑑定

一年多前，賴亞生因氣憤牙醫診所聯合起來隱瞞妹妹行蹤，闖進診所持刀砍殺素不相識的診所人員，導致兩位女性員工分別受到輕重傷，牙醫師王冠中被害身亡，經過臺中地方法院審理，認為其犯行嚴重，手段兇殘，但經鑑定犯案時受精神障礙影響，符合刑法第19條第2項減刑規定，依法不得判處死刑，於一審判處無期徒刑。犯案時受精神障礙影響減輕其刑的依據，就是何儀峰的鑑定報告。

從被告思覺失調症病史、案發當天行為的辨識與控制能力、被捕後接受偵訊時的反應、精神鑑定的流程，二審法庭裡的整場詰問，幾乎全由檢察官掌控，對鑑定結果的質疑接踵而來。

「就我們看這件事，會覺得他並沒有那麼強烈的殺人意圖，比較像是不小心傷害致死這樣的概念……」程序進行到一個半小時的時候，何儀峰突然說出的這句話，令底下的旁聽民眾與被害者家屬一片譁然，噓聲此起彼落。

在場的人們，從法官、檢察官，到民眾與受害者家屬，難以理解，一死兩傷罪證確鑿，怎麼是一句「不小心」可以帶過的？

隨著連續數年社會重大案件嫌犯疑似有精神障礙，司法精神鑑定逐漸成為各方議論的焦點，在臺中高分院的這個騷動，具體而微展現司法與精神醫學、一般大眾與精神病患之間的扞格。

其中，最難以跨越的距離，就是直觀上賴亞生明明看起很「正常」，並不像小燈泡案的王景玉活在荒謬的幻想中，而是清楚知道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

一審判決書中，詳細比對各方說詞，還有監視器影像佐證，賴亞生坦承起訴書的客觀事實，對於犯行也認罪，他於警訊中供稱：「我與受害者是沒有仇恨或糾紛，但是我打電話到診所要找我妹妹時，診所同事會幫忙隱瞞告知我賴麗茜（其妹）都沒有上班該情事，會讓我白跑好幾趟，導致我對賴麗茜同事不滿，我會朝……頸部刺殺他們，是因為當時他們都會幫忙掩護我妹妹賴立茜行蹤，我想要殺死診所全部員工，我清楚刺殺頸部動作是會導致人員死亡……」

檢察官強調，被告可以先跟門口警衛探查妹妹的確在診所內，等待時機才從包包裡抽刀砍人，且並非不由分說亂砍一通，當發現廁所裡沒有其妹行蹤，其內工作人員也未展現阻擋姿態時，停止攻擊行為。整個過程可以看到，從刺殺的動機、時間與地點，被告皆能選擇、等待與判斷，在事後的偵訊期間，也能清楚回覆問題、交代犯案過程，並沒有出現幻聽幻覺、自言自語等「正性」症狀，表達與理解能力幾與常人無異。

言下之意，鑑定報告所稱賴亞生受「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影響其辨識與控制能力，顯然是說不通的，被告犯案當時就是一個正常人，該為其殺人及傷害罪行付上完全責任。且由被告病歷顯示，從2010年到2015年維新醫院開立的抗精神病藥物：氯氮平（Clozapine）劑量只有二十五毫克，且到了2015年8月11日就已停藥，醫師建議「支持性心理治療」，至案發當時已兩年多沒有吃藥，其身障手冊也被註銷，顯見其病情穩定，甚至還可以出國打工度假，這不大可能是一名嚴重精神病患可為。

「這邊有個陷阱，Clozapine的副作用很大，會造成癲癇和白血球下降，雖然劑量偏低，但會使用這個藥，大概是最後一線的選擇；而身障手冊的取消也不一定代表病情好轉，對很多病人來講這還是一個標籤，可能怕受歧視或對就業有影響而放棄申請；而據我了解，被告因為疾病幾乎沒辦法有穩定長期的工作，出國是家裡提供並非自己能力，並與老闆衝突、出現妄想，品質跟內容都很有問題，並不能算是一個工作。」

儘管何儀峰試圖用盡量淺顯的方式，說明妄想型思覺失調症的特質，不易一下子就能從外觀察覺，不像其他的退化型、僵化型等類型，可以明顯從自言自語或呆滯的表情辨識出來，但整場近三小時的詰問過程中，除了檢察官懷疑鑑定結論背後的依據、法官對其解釋直接表示「聽不懂」、旁聽民眾為其陳述時而發出的訕笑與騷動……整個法庭對司法精神鑑定的不理解與不信任昭然若揭，何儀峰只能坦言精神鑑定的限制，在案發後經過數個月回推被告當時的精神狀態，一定有其極限。

成為正常人的代價：翻轉失能身體，走向無出路的境地

案發後，賴父在媒體前露面公開下跪道歉，為了不要牽連其他親戚，他們連夜搬到中部小鎮，隱姓埋名，替友人照顧動物維生。臺中高分院傳喚何儀峰作證的那場開庭，夫妻倆罕見地以加害者家屬的身份出席旁聽，主要是因為律師警告他們，現在情勢對於賴亞生非常不利，整個審理過程幾乎一面倒地導向被告不適用精神障礙減刑的條件。

「本來一直不出聲因為我們是加害者，應該讓對方有一個出口去宣洩，可是現在變成一直否定我兒子確實是生病很久的事實，」賴父強調，「像他之前會騎機車騎到一個地方，突然停下來吐口水，又繞回來把它舔上來，他說那是好的東西要拿回來，不然會失去我的、被人家搶了太多的功勞；有一陣子每天晚上12點，他會跳上我們家八樓的女兒牆，我在睡覺太太在外面上班，聽到聲音出來看，我整個人嚇到腳走不動，慢慢過去把門打開，叫他、拉他的手，怕他嚇一跳掉下去，他說有一個女的一直叫他從那裡跳下去，第三天我趕緊買棍子

從外面把門堵住，不然就是在家傻笑，一下說我現在已經不是賴家人，一下說哪裡有地震、車禍他要去救。」

從進大學開始發病後，他就帶著兒子流轉在各大醫院的精神科，從高雄醫學院、麻豆新樓醫院，署立南投醫院，到最後離家較近的維新醫院，都被診斷是精神分裂症，要吃一輩子的藥。就如檢辨雙方調閱的病歷，賴亞生並不是一個長期無病識感、不配合治療的病人，相反的，他的人生以及這個家庭已經進入精神醫療有超過十年的時間，只是在症狀難以改善，藥物持續加重的情況下，強大的副作用導致近乎失能、無生產力，他嘗試想翻轉自己的人生與家裡的經濟。

「其實藥一開始蠻高的，到100多（毫克），是他想要自己獨立，跟醫生談減藥，不要每天一直沉睡，有時甚至長達18小時，是因為這樣才把藥降下來，因為他想走出來回到社會，看到爸媽一直在外面工作，想去上班，多少幫忙家裡的經濟狀況。」賴父表示。

2015年停藥的同一時間，他也取消了可以領生活津貼補助的身障手冊，像是一個強烈的宣示，想要重回正常人生的信念，「他念書時，家裡要付房貸比較緊，看我們開銷大，別人說可以申請（身障手冊）看看，多少有些補貼，所以才請領兩次，一次中度、一次輕度，後來他自己提出來說，我們不要去佔那個位置，把這個資源給更需要的人。好幾次出去，我問說你的手冊可以減免門票或一些費用，要不要拿出來用？他就會發火，認為不應該在別人面前以這種身份出現，他也有自尊心，所以後來就放棄申請。」賴母補充道。

當賴亞生欲掙脫長期「藥療化」，取回人生的主控權，跟醫師溝通減藥、停藥，乃至自行找工作、父母協助出國，卻似乎永遠達不到成為一個正常人的標準。事後這些原本欲積極回歸社會的嘗試，反成為不利的指控，令旁人解讀為：不吃藥就代表康復，行為未受疾病影響，而實際的情況是，他的妄想隨著現實遭遇的一連串失敗，日益擴大，終至一個常人看來極為平常的臨界點（與妹爭執），瞬間引爆。

這個案件的二審法庭程序仍在持續，在檢察官與告訴代理人強烈質疑草屯療養院鑑定結果的態度下，法官已核准重新鑑定的申請，於10月底委由臺中榮總對被告進行新一輪的精神鑑定。但在無辜生命已無可挽回被奪走後，精神狀態與責任能力的關係，僅只是最末端的爭辯。

一個原想擺脫藥物與汙名，意欲翻轉失能身體，掌握人生並改善家境的青年，卻最終覆滅並向外界反撲而來，走上持刀殺人之路，讓另一個家庭無辜覆滅，不禁令人想問：這是因為不遵從醫囑好好接受治療，並且從道德到人格都帶有反社會因子的個人缺陷？

抑或是從小因家庭經濟因素導致缺乏陪伴，到了青春期遭受同儕霸凌，發病進入醫療體系後被箝制的能動性，成為那14萬（社區精神病人）被列管的抽象數字之一，並在家人「沒面子」的顧慮下錯失了危機的訊息..種種從家庭功能、教育環境、醫療模式、社會價值等重重疊疊的歧路中，最終被逼向無出路的境地？換作你我，能有其他選擇嗎？

• 本文摘自：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

• 出版社：衛城出版

• 出版日期：201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