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標誌不等於真環保：漂綠從貨架走進股市，企業要為說假話負責

漂綠最早常被理解為廣告誇大，例如產品宣稱「環保」、「天然」、「可回收」或「碳中和」，但實際上沒有足夠證據支持。

這類問題仍然重要，但在永續金融時代，漂綠已經不只存在於產品包裝，而是進入資本市場資訊。當企業的永續敘事影響股價、債券發行、融資成本、基金資金流入與投資人決策，漂綠就可能從行銷風險轉化為證券責任。

漂綠不能再是「膨風水蛙割無肉」！說到只能做到

美國Invesco的案例正是如此。對投資人而言，一家資產管理公司若宣稱自己高度整合ESG，代表ESG應該進入投資流程、研究判斷與資產配置邏輯。

但問題在於，當公司把某些實際上並未真正納入ESG分析的策略也算進ESG整合比例，整個敘事就開始偏離真實。這不是單純用字不精準，而是讓市場誤以為ESG已經比實際上更深入地嵌入投資流程。

Keurig Dr Pepper的K-Cup咖啡膠囊案例則更貼近日常生活。一個產品是否「理論上可回收」與「現實回收系統是否接受」並不是同一件事，若企業知道主要回收業者對其商業可回收性有疑慮，卻沒有向投資人充分揭露，市場得到的印象就可能被扭曲。

這個案例提醒企業：永續宣稱不能只停留在實驗室、包裝文字或簡報圖示，而必須回到真實系統中檢驗。

Volkswagen柴油門則是更劇烈的漂綠版本。企業以「清潔柴油」建立市場形象，但實際排放表現卻由軟體操控。這說明漂綠不只是文字問題，也可能是數據、測試、產品設計與企業文化共同造成的治理問題。當企業用技術系統製造合規假象，漂綠就不再只是公關，而是核心營運風險。

這些案件共同說明，現代漂綠的核心不一定是「有沒有永續行動」，而是「宣稱與實際流程是否一致」。

企業宣稱有ESG風險管理，內部卻沒有相應流程；基金宣稱整合ESG，投資決策卻沒有一致執行；公司宣稱產品環保，卻隱匿關鍵負面資訊；企業宣稱淨零轉型，資本支出卻仍與高碳路徑綁定。這些不一致，正是漂綠從市場倫理問題轉化為法律責任問題的起點。

永續報告已從企業的加分項，變成投資人必讀的「履歷」

對企業而言，防止漂綠不只是修改文案，而是建立證據鏈。任何永續宣稱都應有資料來源、方法說明、內部審查、法務檢核與必要的第三方驗證。

對基金而言，名稱、投資策略、投資組合、排除標準與ESG整合流程必須一致。對董事會而言，漂綠風險的核心問題不是「企業能不能說永續」，而是「企業所說的永續是否有治理基礎」。

早期企業永續報告多半屬於自願性揭露。企業可以選擇揭露公益活動、環保績效、員工福利或社區參與。這類報告有助於企業與社會溝通，但也容易產生選擇性揭露、指標不一致、資訊不可比較與責任不明等問題。

隨著資本市場越來越依賴ESG資訊，永續揭露逐漸從「企業自己想說什麼」，轉變為「投資人需要知道什麼」。

GRI強調企業活動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TCFD將氣候風險放進治理、策略、風險管理與指標目標的架構；ISSB透過IFRSS1與IFRSS2，把永續資訊與投資人決策、企業價值與財務報導體系連結起來；歐盟CSRD則採取雙重重大性，要求企業同時說明ESG議題如何影響企業財務，也說明企業如何影響環境與社會。

這代表永續揭露已不再只是品牌敘事，而是資本市場資訊。當企業把永續資訊放進年報、法定申報文件、投資人簡報或債券框架中，它就不只是說故事而已，而是在向市場提供風險與價值判斷的依據。

若這些資訊不完整、不真實，或與公司內部實際流程不一致，就可能產生漂綠、誤導性揭露甚至證券法責任。不過，永續監理也正在從快速擴張進入精準校準。歐盟Omnibus I對CSRD與CSDDD的修正，正反映這個轉變。

制度開始承認，永續揭露若要長期有效，不能只靠範圍擴張，也必須回到重大性、比例原則與資訊品質。受規範企業範圍收斂、ESRS揭露標準指標簡化、供應鏈資訊請求設限，背後傳達的是一個成熟訊號：永續不是填表競賽，而是治理能力競賽。

揭露不是越多越好？沒有資料來源的ESG反成為法律地雷

這個轉變對企業極為重要。永續報告不應再被視為年度文件製作，也不能只是堆疊大量指標，而應回到重大性、風險治理與資訊品質。

企業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自己揭露了多少資料，而是哪些永續議題真正影響公司風險與機會；哪些資訊會影響投資人判斷；哪些資料具有可靠來源；董事會是否有能力審查與回應。

因此，未來企業治理的重點，不只是「有沒有揭露ESG」，而是「揭露是否具備內部治理基礎」。

企業必須能回答：資料從哪裡來？誰負責審查？董事會是否看過？內部控制是否涵蓋永續資料？氣候、供應鏈、人權與社會影響資料是否能被追蹤、驗證與更新？若沒有這些基礎，永續揭露越多，反而可能創造越多法律風險。

• 本文摘自：《影響力資本主義：ESG金融、影響力投資與制度創新，如何重塑下一個資本市場》
• 出版社：商周出版
• 出版日期：2026 年 7 月

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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