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障礙童在公園裡看得到、玩不到 台灣「共融」遊戲場未完成的答案
10年，一場由家長團體掀起的「公園革命」，促成全台灣公園遊具的大改造，也讓台灣社會開始認真思考，一般兒童與身障兒童能否在同一片天空下玩耍？讓「共融」成為新一代遊戲場的關鍵字之一。
如今，「共融」成了新時代的關鍵字，從各種公共建設、社會議題、倡議行動，只要談到弱勢或平權，「共融」幾乎都會被寫進企畫與簡報中，彷彿沒有共融，就不夠進步、也不夠符合潮流，但回到最初的起點，台灣的公園遊戲場真的已經「共融」了嗎？
「我覺得還沒有成果，還在過程當中。」2016年就開始倡議共融遊戲場概念、現任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促進會（身障童盟）秘書長的周淑菁，語氣平靜，卻也毫不避諱，因為對她來說，汰換那些塑膠遊具只是第一步，但自始自終難以撼動的，仍是台灣社會在面對「少數需求」時，習慣性把人「分類、區隔」的那道隱形圍牆。
被困在沙坑邊緣 玩盪鞦韆最遙遠的距離
家長們帶著小朋友在公園玩耍，笑聲此起彼落，但在熱鬧的場景邊緣，一座被設計用來讓身心障礙孩童體驗擺盪樂趣的「鳥巢鞦韆」，卻設置在沙坑中央，坐著輪椅的孩童只能停在沙坑邊緣，因為輪椅的細小前輪無法穿越鬆軟的沙地，只能在一旁看著那明明標榜「共融」、實際上卻無法靠近的鞦韆。
這種反直覺的「沙坑鞦韆」設計，仍在台灣許多標榜「共融」的遊戲場持續發生。
周淑菁指出，遊戲場是否安全、有趣雖然重要，但「抵達性」才是真正的共融核心，她形容，這種錯誤設計是一種「把孩童放在風景裡、但不讓他真的動起來」的假共融；表面上滿足設置遊具的要求，實務上卻讓孩童擁有「看得到、玩不到」的挫折。
回首這10年，周淑菁坦言自己當初太過樂觀，相較於推動無障礙餐廳時，常遇到業者因成本考量而反彈，甚至出現「身障者買外帶就好，何必進來吃」的歧視言論，原本以為推動遊戲場是一件充滿童真與理想、沒有人會反對的好事。
她曾對女兒笑稱，大概只需3、5年就能功成身退，殊不知，這一頭栽進去，就是漫長的10年抗戰。
當共融被做成「一小格」 錯位的設計想像
對於台灣推動共融遊戲場的阻礙，也許從來不是技術，而是「理念被誤解」。
周淑菁觀察，台灣現行的遊戲場設計中，最常見的現象就是「分區」，設計師與公部門往往將「共融」誤解為一個特定的類別，而非普及的價值，於是在偌大的公園裡，會被劃分出一塊「一般區」給多數孩子跑跳，以及一塊小小的「共融區」，裡面放著一座鳥巢鞦韆、旋轉盤、感官板。
換言之，大多數孩童能享受遊戲的核心體驗，但身心障礙孩童卻只能被安排在「較安全、較低刺激度」的角落，周淑菁形容這種做法是「把共融變成附屬品，而不是遊戲的基礎」。
「設計師會說，我放了這個遊戲板，就是特別給身障孩子玩的，這樣我有照顧到啦！」周淑菁無奈地描述這種交差了事的心態，彷彿身心障礙孩童的需求就僅止於此，但這種「一刀切」的思維，從源頭就註定失敗。
周淑菁也舉例「就像捷運的電梯，它需要掛上『共融電梯』的招牌嗎？不用，因為所有人都可以用，我們就叫它電梯。」同樣的概念，基礎建設都應該讓所有人都能使用，「共融應該是基礎，再去看說是要冒險、要挑戰、要特色，那個才是之後要討論的事情。至少要先讓孩童走得進去吧？這是基礎環境啊！」
福利優先、權利後置 共融卡在制度裡？
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促進會於2025年發起「超級小玩家」計畫，邀請身心障礙兒童家庭，歷時將近半年時間，實地走訪雙北地區超過200座的共融遊戲場，結果發現「能走進去卻不能玩」的比例極高，除了類似輪椅族的遊玩動線被沙坑與礫石鋪面阻斷的，更多的是缺乏「可玩性」。
周淑菁坦言，政府與設計單位似乎只學會「名詞解釋」，卻未曾真正理解共融的靈魂，那是關於人權的普及與認同，而非施捨性的福利。
事實上，近年政府與民間制定不少與遊戲場相關的指引與標準，看似已經建立一套完整規範，但周淑菁直言，這些全都不是法規，而是「參考文件」，再加上主管權責分散在不同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導致最核心的「遊戲權」究竟歸誰主管？至今仍沒有答案。
周淑菁提到，在法規層面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雖然提及休閒娛樂，但整部法律的邏輯，依然將「福利」置於「權利」之前，「福利是先用善意來看待障礙者的需求，是一種施捨；但我們主張的是權利，是障礙者作為主體，國家必須保障的基本人權。」
「我有做鳥巢鞦韆就是有照顧你了，你該感謝了。」周淑菁提到，當法律定位不清，導致孩童的遊戲權仍停留在政策意願，而非法律義務，執行單位自然就會抱著「做善事」的心態，也導致像是「沙坑鞦韆」的怪象層出不窮，因為只在乎「有沒有」，不在乎「好不好用」。
無障礙的誤解？ 共融可以不是顧此失彼
台灣的遊戲場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縣市積極打造所謂的「特色遊戲場」與「共融遊戲場」，也無可避免觸碰到資源分配的敏感神經，像是為讓輪椅使用者也能上溜滑梯而設置的「無障礙長坡道」，就被質疑恐佔用過多公園面積，導致空間利用率下降，甚至產生「資源排擠」，犧牲一般孩童追求刺激的權利。
「難道空間小，就只能做滑梯嗎？難道坡道就只能是無聊的走路通道嗎？」面對這樣的質疑，周淑菁認為，問題不在於坡道本身，而是如何透過設計創造解方，她以國外設計為例，設計師將一條通往滑梯頂端的長坡道牆面，設置遊戲板、觸覺機關，在地面運用色彩與材質變化，甚至在坡道外側結合攀岩牆與爬繩。
「當這個通道變成遊戲的一部分，孩童可以邊走邊玩，停下來轉個什麼、摸個什麼，這還會是浪費空間嗎？」周淑菁也曾建議設計師，不要把無障礙設施當成法規交差的累贅，而應視為豐富遊戲體驗的機會。
慶幸的是，經過10年的磨合與對話，許多公民團體也逐漸轉變觀念，開始在倡議中主動考量身障兒童的需求。周淑菁笑稱這是她「修身養性」的成果，當多方的理念正慢慢靠攏，理解到共融不是瓜分大餅，而是透過設計巧思，把餅做大、做豐富。
不是為了少數 而是整個社會的同理心工程
雖然革命尚未成功，但周淑菁與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促進會（身障童盟）並沒有停下腳步，展望下一個10年，他們將目標鎖定在更深層的「兒童表意權」與「社會教育」。
周淑菁提到，過去的公民參與工作坊，很少有身心障礙孩童的聲音，甚至最後產出的設計與孩童的想法脫節，這也是推動「超級小玩家」計畫的初衷，希望打破這個僵局，讓障礙兒童成為遊戲場的評鑑者與參與者，用他們真實的身體經驗，告訴大人們哪裡做錯了、哪裡需要改進。
更重要的是，共融遊戲場的終極目標，不只是為了身心障礙孩童，而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同理心工程。
「你說輪椅鞦韆只有障礙兒童能玩嗎？我們在花博、在社區看過好多坐輪椅的長輩，8、90歲了，被邀請坐上鞦韆時，臉上露出的那種快樂，是會讓人感動的。」周淑菁認為，在高齡化社會中，共融設計服務的對象早已跨越年齡，當把遊戲場做得更友善，阿公阿嬤就不必只能坐在旁邊發呆，而是能與孫子一起互動。
台灣許多地方政府以「亮點建設」之名，投入從千萬到上億元不等的預算；這10年來，台灣的共融遊戲場從無到有，雖然跌跌撞撞，充滿誤解與設計瑕疵，但也因為這些碰撞，讓社會開始看見「圍牆」的存在。
或許當哪一天，我們不再需要特別強調「共融」二字，這場遊戲場的革命，才算是真正抵達終點；如同周淑菁所說的「共融不是把人分類，而是讓每個人都有權利進來。這不需要大愛，這應該是普世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