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費開徵會綠色通膨、碳洩漏嗎？中經院劉哲良：先上路再滾動修正

台灣將在2025年開徵第一筆碳費，正式進入碳有價時代，碳費徵收與優惠費率究竟該收多少錢，至今仍在碳費費率審議會持續進行協商討論，環團與企業端各持立場，僵持不下。

而國際間實行碳定價制度20年，台灣才剛起步，外界也難免對於現階段徵收碳費的配套措施有諸多擔憂，像是為何收「碳費」而不是「碳稅」？未來會不會造成綠色通膨？台灣有碳洩漏風險嗎？也總有人認為台灣應該採用國際上現行做法。

針對碳費徵收的種種質疑，中經院綠色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劉哲良直言，所有的政策制定，應該回歸台灣社會的背景脈絡下討論，做本土化評估，再滾動式修正，而不是一味追求「接軌國際」，「全世界目前有39個國家、地區徵收碳稅費，但沒有一個制度長得一模一樣，我們要接哪一個軌？」

台灣為何不收「碳稅」？未來會造成「綠色通膨」嗎？　

台灣徵收的碳費屬於「特別公課」，是一種專款專用的稅費，《氣候變遷因應法》第33條亦明定13個支出方向。劉哲良說明，雖然台灣稱「碳費」，但與國際定義的專款專用稅無異，並非台灣獨有，且台灣收取空水廢毒等環境污染防治費用20餘年，與即將上路的碳費邏輯類似，企業學習成本低。

若是徵收「碳稅」可行嗎？劉哲良表示，在台灣，「稅」由財政部掌管，歸為一般預算使用，也就是稅收可做減碳以外用途，理論上有利國家福利發展，甚至有人認為將從企業端收取的稅費回饋給一般民眾，避免企業轉嫁成本後影響民生消費。

但劉哲良點出其中的矛盾之處，「台灣的特別公課無法直接把錢發給民眾，這也跟收碳費最初目的不符，這個工具就是要處理減碳問題，但可以透過獎勵補助的方式，間接減輕民眾負擔。」

而實務上難以執行的另一原因，則是財政部還須調整其他稅費比例，以達租稅中立，處理協調上更為複雜，增加行政成本。劉哲良直言，「相關討論還是要回到台灣的社會背景，檢視有沒有政治、經濟可行性，如果現在就要收碳稅，可能再過5年都談不出來。」

至於被列管強制繳納碳費的企業，是否會將成本轉嫁至消費者身上，甚至造成「綠色通膨」，劉哲良認為，只要落實碳有價就勢必會影響民生物價，因為過去沒有考慮碳成本，如同電費調漲也會帶動物價向上，但力道是不是足以導致通膨，仍待觀察。

劉哲良也說，根據國外實行碳有價20年至今，並沒有發現碳定價與通膨有必然關聯，也並非所有企業都有能力將成本轉嫁，在競爭者眾的情況下，企業很可能因此掉單。

碳定價「棍子、蘿蔔」並行 加強減碳誘因是關鍵

甫上任的環境部長彭啟明日前受訪時，曾公開表示要推動減碳的「棍子」與「蘿蔔」政策並行。事實上，按照碳費3子法草案目前的規劃，棍子與蘿蔔政策已有雛型，全台約有505間工廠列入收費對象，占全國碳排放總量54％，其餘46％非管制對象，則採自願減量專案申請碳權，或享其他節能獎勵機制。

劉哲良解釋，除了強制列管的54％排放量來自大排放源，剩下46％多半來自中小企業、家庭等數十萬個排放源，若採取如同徵收碳費的單一制度進行管制，行政成本將大幅增加，為了加強減碳誘因，因此提供多種自願或獎勵性質的方式。

劉哲良補充，透過自願減量專案申請的碳權，可上架碳權交易所供受碳費管制的排碳大戶購買，進行抵換，「碳權是減碳誘因，而碳權交易所則是媒合買賣雙方的角色，讓想賣的人賣得掉、想買的人買得到，減低交易成本。」

若前期運作順暢，劉哲良認為，未來可以增加碳費管制對象，甚至將住商都納管，「強制性才有比較強的減量誘因。」至於2024至2030年採取碳費先行，環境部亦著手研擬總量管制碳交易，考慮與碳費雙軌並行的做法，應屬於中長期的計劃，仍須檢視前期成效，後續才有可能同時執行碳費與總量管制交易。

環團批違背汙染者付費原則 如何兼顧減碳與企業轉型？

但減碳誘因在碳費費率討論過程中引起諸多討論，特別是企業透過自主減量計畫申請的「優惠費率」，環團痛批此舉彷彿賣場的折扣周年慶，違反汙染者付費原則。對此，環境部則回應，相較歐盟等國的碳定價機制為避免碳洩露，給予企業免費配額，台灣則須遞交自主減量計畫才有折扣，若未依計畫執行，將取消優惠，並追繳差額，設計更為嚴謹，並沒有過度折扣疑慮。

對於優惠費率爭議，劉哲良表示，而台灣的優惠費率在國際間確實較為特殊，基於減量必要性進行設計之餘，也減輕企業轉型壓力，及避免將成本過度轉嫁至民生消費，其真正意涵是透過較高價的碳費給企業減碳壓力，以及提供有條件的折扣。

他進一步解釋，「也因為這樣，我們必須要多付一些行政成本的代價，審核自主減量計畫，避免企業信口開河。反觀國際上的碳稅費，它可以很單純收錢，但最大的弱點就是減量成效不確定。」

從政策設計角度來看，劉哲良認為，汙染者付費只是搭建制度的眾多原則之一，例如受益者付費也是討論氣候治理時會被提及的原則，沒有優劣之分，既然現階段已經定義出哪些大污染源必須付費，後續要思考的是如何設計制度達成減碳目的。

碳邊境措施防碳洩漏 台灣可能面臨什麼風險？

而眼看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已在2023年生效、預計2026年正式實施，也有人質疑台灣開徵碳費後，若沒有對應的碳邊境措施，未來可能發生碳洩漏的風險，嚴重可能導致產業外移，影響國際競爭力。

對此，劉哲良認為，高碳揭露就是一種避免企業競爭力失衡的過渡調整機制，「在貿易過程因為碳成本導致競爭力損失，給一些調整，比如出口退稅、出口返還，或者國際上常用免費配額，降低列管壓力，維持出口競爭力。」

劉哲良分析，台灣可能面臨的碳洩漏問題並非企業外移至國外生產，這種做法產生的成本較高，國際上也少見案例，國內面臨的風險是，部分行業為了減低碳費成本，直接從國外進口半成品，「水泥業就是個好例子，在台灣生產上游的水泥熟料很貴，那就從國外進口，這些地區的製程可能更差，雖然企業成本和台灣的碳排放量都因此減少，但全球的排放量反而上升了。」

碳定價先上路 同時參照他國過渡調整方法

為了避免碳洩漏，國內也參照歐盟、南韓、新加坡等地的過渡調整作法，設立高碳洩漏風險係數值，劉哲良也再次強調「減量」是核心目的，若企業無法達成減量目標，仍無法透過高碳洩漏風險係數得到碳費折扣。

而歐盟之所以現在可以推動CBAM，主因仍是自2005年推行總量管制至今，碳定價制度趨於成熟。劉哲良說明，歐盟最初的主要管制對象是電力業，不提供任何免費配額，「但製造業的免費配額非常高，到目前為止平均都有94％以上，也就是說有94％以上的排放量都是沒有成本的，反觀台灣是每一噸都要收費。」

最後，劉哲良提醒，就連歐盟執行碳定價如此長一段時間，也需要先花3年收集各國資料，「現在台灣的碳費和邊境調整機制要一起執行的話，不是不願意，而是實務上做不到」，討論邊境調整前，應該先讓碳定價制度上路運作，邊做邊調整，才是最務實的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