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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亞洲人也拒戴口罩-「衛生」如何滲入文化裡?

2020/08/10 研之有物/文:蕭智帆、劉芝吟、美術:林洵安

《寄生上流》裡,「氣味」是貫串故事的象徵,上流爸爸下意識露出嫌惡表情,窮爸爸卻怎樣也聞不到那股被厭憎的氣味。我們的身體是怎麼「學習」衛生?為什麼會不由自主產生噁心感?衛生又是如何悄悄嵌入了每個人的身體感覺,影響生活習慣與社會文化?「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研究員,他透過生活器具的追溯,探討衛生運動如何一步步改造個人的身體和社會文化。

你不知道的餐桌大轉盤

親朋好友圍坐大圓桌,熱絡交談、共享佳餚,這是辦桌和中式餐館最親切的風景。其中,有個器物發揮重要功能:餐桌上的大轉盤──你不用麻煩旁人傳遞,也無需橫跨大半個餐桌,只為了夾一道菜。

這項方便實用的器具行之有年,但你萬萬想不到,20世紀以前中式餐桌根本不存在這種轉盤,它的誕生和「防疫」有關!

餐桌大轉盤最初發明於1915年,發明者不是餐館大廚或新銳設計師,而是一位中國公衛專家伍連德,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位推動「戴口罩防疫」的創始先鋒。

餐桌轉盤為何與防疫有關?公衛專家又是如何腦洞大開,既發明防疫口罩,又設計餐飲用具?兩個看似不相干物件,卻在疾病戰場上交會,背後來自何種歷史脈絡?故事得從 20世紀初期一場瘟疫大戰說起。

人人戴口罩防疫,由他開始

1910年底,一場嚴重大瘟疫在中國東北爆發,「先發燒,次咳嗽,繼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疫情迅速從哈爾濱蔓延整個東北,總計奪走6萬多人的性命。

直到醫官伍連德坐鎮東三省後,疫情有了轉機。他排除眾議,斷定並非是一般認為老鼠引起的「腺鼠疫」,而是由飛沫傳染的「肺鼠疫」。因此,伍連德將外科手術口罩重新改良製作為防護配備,並下達指令:醫護、病患家人、清潔工等可能接觸者一律配戴口罩。然而,這項史無前例的防疫創舉,引來了排山倒海的反彈與質疑...

伍連德是近代第一個改良、宣導配戴口罩防疫的公衛專家,「伍式口罩」成為滿州鼠疫的防...
伍連德是近代第一個改良、宣導配戴口罩防疫的公衛專家,「伍式口罩」成為滿州鼠疫的防護標誌。這場瘟疫之戰也讓他獲得諾貝爾獎提名,成為華人史上第一人。 圖/Institut Pasteur/Archives Henri Mollaret,universityl pf cambridge

這一幕很是眼熟,過了百年,戴不戴口罩至今依舊是COVID-19防疫焦點,今日,面對歐美寧戴手套不戴口罩的疾病文化,已有各式分析討論。那麼百年前,口罩又為何會引起公衛新秀與前輩大亂鬥?

關鍵便在於:疾病的知識認知。此前,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停歇沒多久,香港因而推行環境改革,大規模進行城市清潔、撲滅鼠患。因此當滿州鼠疫一爆發,各大公衛權威(例如印製在日本鈔票上的北里柴三郎)便全力鎖定捕鼠、滅鼠。戴口罩防疫?簡直荒唐!

「這是一種新型鼠疫,會經由飛沫而人傳人。」突破性的醫學觀點推進了新的防疫手法,讓人類首次大規模配戴口罩,阻隔疾病。但另一方面,這個視角轉折也揭示此後我們的身體文化、衛生思維將出現重大變化。

衛生,即是改造出「文明的」身體

「對疾病的科學新知,不僅僅是決定當下的防疫措施,同時會改變人們對『危險』的想像和感知,深刻地影響我們的生活文化。」雷祥麟分析肺鼠疫一戰:「衛生運動開始針對個別的『人』。」

敵人不只是老鼠,還可能是鄰人。

衛生行動不再只聚焦於公共環境,整頓垃圾、消滅老鼠或瘧蚊,更關涉如何控制每個人的行為、習慣,改造出一種「衛生」的文明身體。

於是,公衛專家的目光慢慢移向了身體行為,關注介入人們的行為舉止、活動交際、生活習慣。

這種視角對今日的我們,頗有既視感。COVID-19爆發後,瑣碎、隱形的日常動作,全都在公共衛生的鏡頭下放大再放大,咳嗽清嗓、摸臉揉眼等身體小習慣,瞬間成為危險大敵。原本的新奇冷知識,好比人每天不自覺碰臉20次以上,也突然晉升實用重要的防疫提醒。我們的「身體」無可避免被劃入角力戰場,怎麼用餐、社交距離有多近、什麼情況下和他人親密接觸,一一成為解剖檢視的細節。

當身體成為破口,改造就是義務!不同生活器皿的設置、使用,逐漸被賦予了新功能與衛生意涵,在公衛專家的運作下,一步步重新打造人們集體的身體習慣。

餐桌轉盤、個人杯,「個人化衛生」住進身體裡

這也就是為何,伍連德後來會把腦筋動到餐桌,設計出「衛生餐檯」──今日的餐桌轉盤。

想像得到嗎,20 世紀以前華人餐桌上並沒有這種大轉盤,它的誕生其實是因為肺結核的...
想像得到嗎,20 世紀以前華人餐桌上並沒有這種大轉盤,它的誕生其實是因為肺結核的防治。 圖/iStock

1920-30年代,肺結核名列流行病榜上的頭號大敵,公衛專家認為這源於傳統的生活習慣,例如中國家庭喜歡同桌共食,叔伯舅父、姑姨嬸婆用自己的筷子,親切夾菜到彼此碗裡。在當時,唾液被視為傳播結核桿菌的凶手,這類「相濡以沫」的用餐習慣,自然成為公衛專家眼中不衛生的惡習。

有知識分子激烈主張「非西式會餐不赴」,甚至提出了廢止共食制!假若民初的「陳時中」果真如此下令?恐怕將是一場天搖地動的文化衝擊。中式桌菜講究「大件」,全鴨、全魚烹調擺盤,若一律仿照西式個人套餐,很可能失去不少菜餚風味,讓飲食文化擁護者急跳腳,挑戰等級如同要義大利人披薩上加鳳梨。

所幸,伍連德找到一種開創性辦法,他以自己設計的「衛生餐檯」來擺放餐點,再搭配公筷母匙。如此一來,既能保留同席共食的桌菜文化與人際互動,並兼顧防疫需求,解決餐桌上的肺病危險。

想不到,現今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合菜用具,竟然是因為時代大疫而誕生。

這波防癆運動中,另一個逐漸普及的生活物件是:個人衛生杯。公衛專家教導學童,養成使用個人臉盆、毛巾、茶杯的習慣,不只在學校,回家也要用自己的杯子。日復一日,習慣成本能,「用自己的茶杯」逐漸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反射動作,不需要思索,便會自動劃出個人用品的身體界線。

基督教的「聖餐禮」,也可顯露「衛生」觀念對文化生活的影響。原本眾人輪流啜飲同一個...
基督教的「聖餐禮」,也可顯露「衛生」觀念對文化生活的影響。原本眾人輪流啜飲同一個「聖餐杯」,象徵不分彼此身分領取耶穌寶血,在肺結核廣泛流行後,美國許多教區改用自己的杯子來領受聖餐,但如此並不符合原本的平等概念,因而引發激烈辯論。 圖/Darth malus

試著想像以下的畫面:若要你和別人共用漱口杯、牙刷、毛巾,是不是反射性感覺怪怪的、不舒服,甚至湧上一股嫌惡?

這種不由自主的噁心感,便是潛移默化後嵌入身體的衛生感。雷祥麟分析。

衛生不再是腦袋裡的知識判斷,更是習慣、用具與身體。

這些生活物件,鑿刻出個人主義式的身體感受,我們開始習慣水杯、牙刷、毛巾都有「名字」,無法輕易和別人共用。藉著器具與衛生習慣,創造出「不由自主與他人保持身體距離」的新世代。

當傳統知識菁英透過法律、政策改變社會規範,公衛系統則另闢蹊徑,新的物件用具在不知不覺間,將特定的衛生習慣滲透入身體。這些抑制疾病傳播的衛生習慣,往往也在人們的身體,刻畫下社會關係與人我認同,富有高度的政治與文化意義。

1920-30 年代,著名公衛學家蘭安生與同事們,教導學童使用個人水杯、毛巾。衛...
1920-30 年代,著名公衛學家蘭安生與同事們,教導學童使用個人水杯、毛巾。衛生運動影響了生活用具,同時,這些器皿也改變我們切身的身體習慣與感受,建構出全新的衛生感和自我認同。 圖/洛克斐勒檔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解釋疾病,也解釋了我們的恐懼厭惡

但,「這項防疫用具是不是畫錯重點了?」恐怕有人心裡會如此納悶。從今日眼光,肺結核主要由飛沫與空氣傳播,基本上不會透過食器傳染。為何當時的防疫戰場,卻是劃在家家戶戶的餐桌上?

雷祥麟回溯發現,一百年前無論東西方,理解這個時代惡疾皆有奇妙的視角。

在20世紀初的歐美、日本,肺結核被歸類為源自階層不平等的「社會性疾病」,公衛專家認為營養不良、生活條件惡劣、過度勞累,導致大城市貧民窟的工人階級染上肺癆。相反的,中國則定調為「家庭疾病」──家人間親密共食、共眠的中國家庭惡習,才是罪魁禍首。

為什麼當時會從不同角度「超譯」肺結核?上述這些不完全正確的知識主張,又是如何能建立社會論述,獲得支持?雷祥麟進一步說明:

我們對疾病的解釋框架,往往與社會原本就厭惡拒斥的現象相互結合。

美國為了對戰肺結核發動「反吐痰運動」,最初只是管控病患。但後來公共痰盂(照片右下...
美國為了對戰肺結核發動「反吐痰運動」,最初只是管控病患。但後來公共痰盂(照片右下)被隱藏、越來越少見,不論健康者或病患都受到全面性約束。 圖/DUK

1920-30年代,「家庭」正是中國時代氛圍下的眼中釘。傅斯年曾嚴詞批判家庭是社會的「萬惡之原(源)」,扼殺個體性,阻礙新青年自我實現,這即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關懷:改造病態的中國傳統家庭。

知識分子奮力鼓吹解放,拋開舊式家庭的箝制,這時公衛專家再補一刀警告,愛你的人可能傷你最深。當親密的父母長輩手足,成了同時威脅心靈與身體的潛在敵人,我們怎能繼續窩居在擁擠、窒息的傳統家庭內啊?!

「衛生運動很容易和我們原先劃定的『問題』,或排斥的對象結合。當箭靶重疊,你討厭的人事物同時還會傷害健康,所有推導更加順理成章,社會恐懼敵對的情緒也就更容易被動員。」看似「科學客觀」的衛生防治,實則鑲嵌著深遠的人文社會意涵。雷祥麟強調,我們似乎依憑著科學知識體系,建立一套衛生標準,但實際上,疾病衛生和政治、社會議題經常相互結盟,投射出社會的價值好惡。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研究員。 圖/雷祥麟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研究員。 圖/雷祥麟

衛生行動一點也不「純」!防疫新生活也可能是文化運動

在這個脈絡下,口罩與餐桌轉盤的交會,不再那麼難以理解。

「我們怎麼理解疾病、使用器具與習慣養成,這些行為都不只單純關乎健康,同時還深刻涉及到自我認同、群己界線和社會關係。」

口罩、衛生餐檯到個人杯,看似尋常的生活用具,恰恰乘載了社會偏好的價值意涵。在日復一日的使用裡,穿透入我們的身體感覺,自然而然建構出衛生/不衛生、文明/不文明的標準,甚至區辨出群己差異。

綜觀這些生活用具的脈絡,再回看流行傳染病不斷侵襲的今日,雷祥麟進一步提醒:衛生所蘊含的政治、文化、社會意涵,不應被輕忽。當科學衛生把目光集中在「人」,我們更必須時時省察,誰被劃為「威脅者」?又為何是它?同時,

衛生行動也絕不僅僅在疾病控制層次,它更深刻影響了身體的歷史,我們會不知不覺對特定行為產生噁心、排斥、衛生感,改變文化生活。

對抗疾病的同時,我們做了什麼?將可能促成哪些改變?如果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設定的社會問題是「家庭制度」,那麼今日,大家的關注焦點又是什麼?後疫情時代,值得我們再次重省。

本文轉載自《研之有物》(原文標題:「衛生」如何住進你的身體?口罩、個人杯、餐桌大轉盤)。

延伸閱讀

>>為何要美國人戴口罩這麼難?歷史糾結:不自由,毋寧死

>>哪兒有需被餵飽的人,米其林大廚的「廚房」就去哪

>>瘟疫是文明的照妖鏡?-疾病不只是醫學,也是政治


雷祥麟個人網頁

雷祥麟,〈習慣成四維:新生活運動與肺結核防治中的倫理、家庭與身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1

雷祥麟,〈衛生、身體史與身份認同:以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衛生餐台為例〉,《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祝平一編,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

雷祥麟,〈以公共痰盂為傲?香港、紐約與上海的反吐痰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98 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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