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美國人戴口罩這麼難？歷史糾結：不自由，毋寧死
新冠肺炎（又稱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美國社會對口罩的態度在短時間內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從一開始亞裔臉孔在路上戴口罩被人誤認為生病並且受到攻擊，轉變為主張一般人戴口罩對防疫無用，再轉變為建議所有人無論健康與否，在密閉空間都要掩蓋口鼻，然而即使政府已經公開呼籲要大家戴上口罩，仍然有許多美國人拒絕戴上口罩。在某些地方的反居家令抗爭中，因為上街抗議的美國人不肯戴口罩，並故意近距離對警察咆嘯，這些舉動引起了「這樣是否算陷警察於危險」的襲警爭議。
對台灣人來說，戴口罩可以防止疾病傳染，還可以降低過敏、對抗空汙，一個簡單小動作就可以增進健康，何樂而不為，因此台灣人經常不能理解美國人對口罩的抗拒。這道文化鴻溝的關鍵在於，在台灣，戴口罩只是單純醫療保健行為，但是在美國，決定「戴或不戴」，防疫並非是唯一考量。
難道美國人連醫師說的話都不聽嗎？
許多人認為對抗新興傳染病的方法就是遵守醫學和公衛專家的指示，但是無論過去或現在，實情都不是如此，醫學對過去從未出現的新興傳染病和防疫方式往往尚未累積足夠的確切知識，只能做出有限的推斷甚至有多種互相矛盾的建議。
單就戴口罩與否這麼簡單的建議，專業醫療人員也不時提出互相矛盾的意見。美國的防疫單位在二月底仍然公開呼籲一般民眾不要採購口罩，強調戴口罩無助防疫；三月下旬香港醫師們發表研究，強烈建議要戴口罩，但美國衛生單位仍主張口罩無用，直到四月初才政策大轉彎，建議民眾日常生活都應配戴口罩，而世界衛生組織的醫學專家至今仍然主張戴口罩無法有效防疫。
這種政策轉彎和歧異雖然是面對新興疾病時不可避免的問題，但卻減損了公共衛生專家和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威信，並且造成民眾不知所措。許多民眾抱怨「我這麼相信政府的公衛專家，在疫情一開始的時候沒有搶購口罩，結果現在又說要戴口罩，就算我願意戴卻到處都買不到了」、「一開始說不用戴現在又說要戴，所以那些專家根本自己也不知道要怎麼辦啊」。
人在急難中往往都會尋求自己很信任的人或組織來幫助自己，而不會去找陌生人來告訴自己要如何度過危機。但是在美國，光是疫情爆發前的2018年，就有2750萬人全年都沒有醫療保險，佔美國總人口8.5%，這些人往往會盡一切努力避免看醫生，在他們的生活裡，醫師幾乎不存在，往往是病得極重或意外受傷才會去看，對他們而言，醫師是一群陌生的人，而看醫生更近似一種「破財消災」的行為，因此這群人也不會在疫情爆發時輕易就將醫護和公衛專家的建議照單全收。
對於能夠負擔醫藥費、有醫療保險的中上階層，醫師也未必是唯一的信任對象，只是生活中眾多權威來源之一。雖然有87%的美國人表示信任醫師，但同時也有65%的人表示信任宗教領袖，同時，台灣有88%的人表示信任醫師，和美國相去不遠，但是信任調查的項目中完全沒有宗教領袖，顯然對台灣人來說，宗教領袖甚至不是一個重要到需列入信任調查的類別。
美國的宗教傳統至今仍影響深遠，許多人的生活是仰賴教義和教會領袖的指導，然而從疫情爆發以來，美國許多州政府要求民眾停止群聚集會，宗教禮拜和宗教儀式也在禁止群聚之列，也導致少數教會和民眾對防疫的反感。不過同時，也有教會領袖積極參與防疫，主動購買並且發送口罩給需要的人，因此戴不戴口罩、有沒有口罩可以戴，也會受到信徒所在教會的影響而有所不同。
戴口罩=壞人或弱者？！
此外，在美國文化當中，遮蓋臉部往往是惡徒和治安騷亂的象徵，也因此直到今天都讓許多美國人大為反感。早在1845年的紐約，因為佃農蒙面襲警暴動，因此頒布法律禁止兩人以上群聚時配戴面罩／口罩／頭罩，直到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期間，警方都還曾以這條反蒙面法來逮捕示威者。
其他許多州則是在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二十世紀中期開始，因為惡名昭彰的白人至上組織3K黨（Klu Klux Klan）會戴上白色尖角帽並遮住臉部，而且社會衝突增加、犯罪猖獗，因此紛紛頒佈各自的反蒙面法，規定民眾出門時不可以遮蓋臉部，只有萬聖節和冬季戶外運動例外。雖然有幾州也規定若有醫療需求可以配戴口罩，但因為法律已經明訂原則上不可以，衛生教育中也從不把口罩納入日常生活，因此民眾都認為是要病情極重才會戴口罩，例如剛結束癌症化療出院返家，而日常的過敏、流感都是不會戴口罩的。
要扭轉這種戴口罩等同惡徒或重病的長年印象，自然需要強力重塑民眾對戴口罩的想法。紐約州長Andrew Cuomo就特別強調戴口罩是為他人著想的象徵 ，呼籲民眾為了醫護人員、為了這時候仍在外工作的必要生活產業工作人員而戴上口罩，努力營造民眾對口罩的正面印象和社會責任感。然而因為口罩的負面形象根深蒂固，有些民眾雖然理性上知道戴口罩有其優點，但還是覺得戴口罩看起來「怪怪的」而因此不肯戴上口罩。
不自由，毋寧死
除了對公衛醫護的信任和歷史因素以外，民眾對個人自由的重視也影響他們願不願意戴口罩，這個現象在美國歷史上也並非第一次出現，不過上一次政府請民眾戴上口罩是將近100年前，當時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當中，雖然還是有人不肯戴，但是大部份民眾都願意遵守政府規定戴上口罩。
密西根大學的醫療歷史學者J.Alex Navarro認為，西班牙流感疫情當中民眾的循規蹈矩，和當時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很有關係，戰爭期間人民比較擁護政府、對國家也比較有責任感，覺得應該要遵守政府指示，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民眾就漸漸不再戴上口罩了，因此可以說美國人並不是從來不知道口罩可以避免疫情擴散，只是當下的情境會影響民眾決定是否遵守。
即使在戰時都還有少數人不願意戴口罩防疫，更別提現在這種沒有重大戰爭的時刻，無論是政府或是商家，都很難說服美國民眾乖乖配合防疫。聯邦政府在四月初呼籲大家戴上口罩，如果買不到就自行縫製來用，但這項要求僅是「指引」或「建議」，缺乏強力的宣導和罰則來約束民眾。
直到5月4日，批發零售商Costco宣布所有會員需要戴上口罩才能入店購物。消息一出，立刻引來許多會員串聯要抵制Costco，認為戴不戴口罩是個人決定，店家無權要求。這種態度背後反映出的價值正是一種樸素直接的自由信仰：「沒人有權力告訴我該怎麼過日子」。甚至許多反對強制戴口罩的民眾紛紛指責願意配合的人是「輸給了對病毒的恐懼」、「甘願被政府控制」，和支持戴口罩的民眾在網路上大打論戰。戴或不戴口罩因此往往不單純只是一個醫療決定，而是取決於每個人對自由的想像以及政治傾向。
既然戴口罩不只是個防疫問題，口罩隨即發展成為自我認同和政治理念的象徵，認為「政府不該要求民眾戴口罩」的人，是以特地不戴口罩的姿態出現在公共場所，而「支持戴口罩」的民眾當中，許多人將口罩縫製得花俏當成時尚配件或是印上政治標語。運動風氣盛行的美國，各職業運動聯盟，包括籃球、棒球、美式足球等，都隨即推出印有各隊標誌的口罩供球迷購買，讓球迷可以像穿球衣一樣配戴口罩來表達對自己隊伍的支持。
戴口罩在台灣是一項單純的防疫共識，但在美國卻往往牽涉多個不同考量，每個人戴或不戴都有各自的原因。我們總認為防疫是個專業領域，就讓醫療問題歸醫療、政治問題歸政治，而且在防疫當中宗教和文化應該要配合政府防疫，就像二月底媽祖繞境因為防疫而延期，因為防疫在台灣已經被理所當然認為是政府和公衛專家的權責，而其他人僅是遵照政府和專家指令行事，但是在美國，防疫不被定義成一個單純的公共衛生問題，防疫權責屬於哪些人、民眾該聽誰的話、該怎麼做，都是醫療、政治、宗教、文化等各種因素交織影響的結果，在美國，戴或不戴口罩，就剛好展現了這個定義過程當中的複雜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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