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風險中心周桂田：台灣「國家韌性」需新政治形塑

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可以架構在幾個觀察面，從這些全球與國內的變局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台灣的國家韌性，包括經濟韌性、社會韌性、環境韌性、政治韌性與國防韌性。簡單來說，國內外的變局深刻地鑄造本次總統大選的歷史條件，這從所未有的局勢、潛流與結構，雖然隱藏於選戰，被聚焦在下位格局的激烈攻防，但不可無視其開啟了未來每屆大選的不確定變局。

六大挑戰 牽動台灣未來變局

首先，地緣政治衝突與競爭、區域戰爭，再確認台灣在全球政治、軍事的重要關鍵。

其次，地緣經濟競爭包括美中科技戰、貿易戰，或歐美國家、東亞、東南亞甚至各國對中國經濟上的去風險化，影響台灣的經濟安全與交往戰略。

第三，減碳與淨零碳排轉型的急遽性，對原本遲滯氣候轉型的台灣產業，或經濟社會的衝擊更為難堪；歐盟CBAM碳關稅對產業衝擊雖然範圍有限，但全球加速的淨零碳排議程將逐漸形成綠色貿易障礙，台灣內部再躊躇、遲緩轉型的空間非常有限。

四、新冠疫情後的經濟復甦，受前述各項事件影響甚鉅，造成社會經濟的困境，雖然電子業、半導體業等一片榮景，但其他產業仍陷膠著，導致民眾相對剝奪感遽增。

五、網路新媒體的滲透，逐漸影響並塑造民眾的認知，而分歧、分裂民眾對國家認同、經濟發展、社會團結的發展。

最後、上述這些競爭、變動、衝突與轉型困境所混雜的演變，經常在單一的事件或系統緩慢回應中被放大，透過網路新媒體積非成是、價值模糊與資訊混淆下快速的擴散，容易導致社會不滿，形成社會悲憤的氛圍(social catharsis)，使得社會與經濟團結更為脆弱。

尤其，對年輕世代而言，此種代際之間所產生的相對剝奪，將產生巨量的政治投射，而帶來社會、經濟、環境與國防韌性之機會與風險，特別是對形塑台灣國家的韌性有莫大潛在的挑戰，需審慎應對。

此次大選已經看到這些問題的端倪，大量跨世代、青年世代湧向民眾黨，投射新的政治期待，不僅揚棄國民黨的未呈現改革之沉屙格局，也累積不滿執政黨缺乏強健的跨世代、青年世代之政策聚焦與執行。而這股巨量洪流，對任何政黨都激盪出改造的契機與風險。

台大風險中心調查 企業環境、社會、治理議題民眾多不滿意

台灣目前還有電子、半導體或相關產業的護國群山，或中小企業的隱形冠軍，可以支柱國人的經濟想像與團結，並延伸至社會團結與韌性。但這些榮光產業一方面受到地緣政治、經濟競爭，及科技優勢延續的威脅，另一方面，其長期系統性的犧牲環境（高耗電、高耗水、廢棄物）、勞工（稅制不公、企業不願與勞工共用利益、低薪等），現階段需面對全球規格越來越高的淨零碳排、碳關稅、ESG（環境、社會與治理）要求，已經逐步逼近經濟、社會、環境的脆弱的臨界點，亟需快速、有序的進行公正轉型，以為預警。

否則，一旦這些產業或榮光在全球或區域上相形失色，加上特殊的兩岸經濟、政治的互動，社會不穩定或不滿批判，將如洩洪般的傾倒而出。

從臺大風險中心長期的調查來看，民眾對企業在環境（減碳、淨零）、社會（社會公平、薪資）、治理（企業變革與勞工共用）都有相當程度的不滿意，值得企業界注意；電子業與半導體業已經是國際格局產業，應在產業亮麗貢獻之外，對其耗用國家能資源、土地、人才之相關環境與社會涵容量展開回饋，並能擬定相關計畫，而不是只在媒體上僅被呈現為員工加薪而造成社會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受。

並且，企業承擔的環境、社會與治理的責任也不能只停留在淨灘、學童營養午餐等層次；尤其是大企業，應該找出路徑來切入關注經濟、社會、環境轉型產生的衝擊與脆弱性問題，建構企業的公正轉型資本，以創造員工認同並獲得社會大眾的肯認。後者也更符合ESG國際要求，如歐盟永續標準對企業關注之ESG社會公平指令也也將逐步出爐，企業領導者應洞察此趨勢。

國家韌性 建立於經濟、社會、環境公平與對話

不可諱言，執政黨在過去雖然架構了環境與社會公平政策，但在執行面上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落差，不能克服各種因素而導致民眾感覺喪失理想性，如礦業法的延宕，或選前才通過最低工資法等，都表現出即使當時占國會多數，仍受到利益團體牽制；而行政官員習於找部分公民或產業團體對話、卻欠缺廣泛與社會、民間、學界溝通，導致了執政者仍然重市場、輕社會正義的觀感，嚴重腐蝕蔡英文總統建構出並已有成效的能源轉型、航太、資通訊、國防產業等基石。

再說一次，執政者若僅與特定政治、知識或產業群體溝通，缺乏廣闊、管道與知識界、民間社會，持續開放性的對話，傾聽民瘼，事實上已經構成嚴重的系統性風險，輕則政務官員缺乏前瞻作為，重則政策出爐越趨保守與倒退，而招致反彈。

國家的韌性建立在整體經濟、社會、環境之公平與對話，後者若欠缺、並一旦各項影響因數的偶然性聚合，更加上兩岸特殊的關係、對區域經濟組織的阻礙、國際組織參與的阻礙，隨時可能引爆更大的洪流。

青年世代發聲 敲醒執政、在野黨警鐘

本次選舉顯現出的洪流與青年世代聲量，對於執政黨、在野黨都是警訊；對於未來新組成的政府內閣，若不改變原先的決策模式，雖然表面上可以帶動社會經濟的成長與發展，但各種地緣政治、經濟、社會、健康的偶然性聚合因數，隨時會產生顛覆性的效果，何況目前國會三黨不過半的政治情勢。

而對在野黨而言，若過度的操作這些不確定性的因數與洪流，稍一不慎將反噬自身；更糟糕的是，將晃動台灣樸實的社會韌性與認同，影響已經在淨零碳排、高齡化社會衝擊下的跨世代正義信任。

民眾要求的是一個具有理想性、前瞻性並顧及轉型現實的產業、經濟、環境與社會政策，不可偏廢。目前大選前醞釀出的跨世代或青年世代的社會不滿、宣洩的現象，顯示在國內外政經衝突、競爭與政府執政過程中，執政黨雖有擴張嶄新的產業藍圖、維持經濟出口榮景、強化國防韌性並凸顯台灣的國際地位，但卻無法說服人民貼身重視的住宅、薪資等社會公平願景，或清晰告知人民階段性的願景執行路徑，以及如何克服難題。

這些困境與挑戰，都需要執政者戰略及戰術上迅速校準；而的確，過去三十年來發展型國家偏向經濟而忽略社會、環境正義的執行模式，在現階段仍然不斷在被複製，我們看到無論是經濟、環境行政部門，都仍然較多傾向維護或緩衝產業在目前國際激烈淨零轉型的政策規劃，殊不知，繼續遲滯的政策作為，除了造成企業溫水煮青蛙的效果，國際環境已經沒有太多緩慢轉型的空間。因此，未來新組成的政府，戰略上必須有清楚的國際、區域與國家視野。

國際賽局下 期待新政治形塑國家韌性

在國際賽局下，新任總統需要創造新政治。而新政治需根本體察六大局勢引發的社會經濟衝擊與契機如何影響民眾，並形塑國家韌性。因此，決策與溝通模式需要重新調整，何不維持選戰中走遍台灣的熱情，定期與草根民眾對話，同時建置連通和廣泛知識界的溝通管道，避免中央官僚化、或資源掌握者阻絕，而造成過去聲音一直傳遞不進去的系統問題。以此基礎當有機會建構貼近世代的政策願景，而能隨時檢視變局下的經濟韌性、社會韌性與環境韌性，動態性的修正政策推動與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