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好時機－林子倫：將永續內化成企業競爭力

長期觀察國際永續議題，林子倫表示，「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並不是近期才出現的新概念。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就已在國際間提出，而後當年聯合國氣候會議上，秘書長潘基文也首度提及，呼籲國際各國必須攜手，共同解決氣候問題。

歐盟再提「綠色新政」 疫情當下人人有感

只是上回提出時，國際不僅無感，回應聲浪也是寥寥無幾。2019年年底，歐盟新任主席范德賴恩上任後即喊出綠色新政，目標就是要將自然環境和永續發展，納入經濟政策當中，最終是希望在2050年完成「碳中和目標」。

依循此終極目標，綠色新政列出九大推動路徑，包含永續農業、永續運輸、生物多樣性、氣候行動等。最大的用意就是透過政府政策主導，將產業發展重點注入「綠色永續」元素。然而，在疫情爆發後，外界曾經一度認為綠色新政的期程有可能將暫緩。

但林子倫指出，「幸運的是」，年初疫情爆發，危及人類存續的公衛危機，反而促使各界省思，也為綠色新政的推動創造絕佳時機。本就以永續為核心概念的綠色新政，更趁這波疫情衝擊，把「綠色永續」放入拯救經濟振興的政策中。

「綠色新政」的討論，雖然是由歐盟率先拋出，也多半將重點放在政府的政策推動，但隱含的「綠色治理」概念，同樣也在民間社會發酵。他表示，不論政府或企業，和過去最大的不同點在於，「綠色」的做法，仍然被視為是外加，換言之，企業治理或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仍存在可做、可不做的選擇權。然而，近期在幾波全球政策、轉型趨勢下，「綠色已是基本配備！儘管距離目標仍有一段路需要努力，但這已經是大勢所趨。」他說。

不只是規定 綠色治理要自然而然地做

只是，究竟該如何判斷政府、企業是否具備「綠色基因」？關鍵就在於「內化與否」。

林子倫以性別平等倡議譬喻。他解釋，早年為了鼓勵兩性平權、性別平等，在人才甄選聘用，或是會議列席，都必須透過外加的法規強制落實，確保女性一定比例，以保障相關權益。時至今日，雖然少部分仍需要規定，但絕大多數時候，大眾已自然而然擁有平權觀念，而不需要刻意強調為之。在綠色治理的議題中，也是同樣原則。儘管目前在自然環境和再生能源，還是必須透過強致規定達成一定目標，卻也見到產業間將「綠色概念」融入當中。

例如，過去建材產業，並不會特別思考建物拆除後的去處，考慮點往往只在生產和消費間就結束，但衡量到對環境永續，現在在前端生產建材時，開始「以始為終」思考到後端處理；國際品牌蘋果，也有類似的思路。過去，所謂的「責任」只存在於品牌產品抵達消費者手中那刻，但現在，電子廢棄物、電路板等衝擊環境的因素都被考慮在內，生產者的「責任鏈」變得更長。

當綠色生產變成企業必備競爭力

綠色新政到綠色治理，不單只是著重於政府的政策推動，國家政府、民間企業和公民社會三個不同層次都能展現綠色治理的作為。

此次，始自歐盟「綠色新政」來得正是時候，只是根據經驗，政策喊得再響亮，倘若無法有效落實至民間，也僅是曇花一現的空談。林子倫認為，此刻的時機點、討論綠色概念都和過去不一樣。

過往倡議企業必須顧及綠色永續，最常聽見的說法，是為此必須提高成本，失去市場競爭力，危及公司存亡。但現在，情況已不是如此。如果生產不在乎永續，將有可能失去訂單。「綠色不只是基本配備，更是競爭力。有無擁有綠色，才是關乎公司未來的關鍵。」這也是林子倫觀察這一波綠色公司治理最大的轉變。

然而，由歐洲起始的綠色新政，轉換至台灣情境，機會和風險又在何處？除了綠色新政宣布將對輸入歐洲境外徵收碳關稅的市場觀，另一個對台灣而言，則是產業轉型契機。

林子倫分析，2008年歐盟宣布「 climate energy package」計畫，首度將氣候議題扣連到能源議題，認為「能源轉型」將是解決氣候問題最主要的要件。近年來，國際各國也見到擬定能源轉型的期程。例如，德國、荷蘭都提出了相應政策，台灣也同樣啟動能源轉型。

在能源轉型已成大勢所趨，林子倫看好的下一步是和數位轉型的結合。他解釋，未來能源轉型「數位化」和「電氣化」，而後與5G物聯網扣連，都是台灣所擅長ICT產業的機會，「在整個產業鍊，台灣將會扮演一定的角色。」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