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對失敗率高、生育代價高、工時高：「三高」讓「不婚不生」成了理性選擇

台灣結婚、生育人數雙雙探底，女性不婚、不生常被歸因於價值觀改變，但婚姻真的只是「想不想結」的個人選擇嗎？婦女新知基金會研究員覃玉蓉指出，台灣多數家庭已走向雙薪模式，女性仍被期待承擔更多家務、育兒及家庭情緒照顧，加上高工時、加班文化及職場婚育歧視，讓女性一旦進入婚姻、生育，往往得付出更多時間、職涯甚至收入，當生育代價太高，不婚不生反而成為合理選擇。

● 寧願單身也不願結婚 男女價值觀長年難對焦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鄭雁馨過去曾發表多篇文章，探討我國少子化的原因，其中指出，造成我國嚴重少子化有個很大的關鍵在「結不了婚」。背後原因是，台灣性別價值觀存有龐大的落差，導致男女根本難以配對成功，更別說進入婚姻合作養育孩子。

鄭雁馨指出，台灣女性對於婚姻的觀念較現代化，追求經濟獨立、家務分工，不願尋傳統模式單方面配合夫家，如住進男方家庭，承受照顧一家大小的責任。但台灣男性的婚姻觀念與台灣女性相比依舊傳統，又或是相較於女性更受限於長輩的壓力，對於婚姻仍期待「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光是這一點，雙方就找不到條件匹配的隊友。

再者，台灣還有「婚姻擠壓」的現象，婚姻擠壓是指適婚年齡的男女在人數或比例上出現嚴重不平衡，導致某一性別的未婚率顯著增加、甚至大批人找不到配偶的現象。

台灣男性長期傾向娶「年紀較小」的女性，但是人口結構的現實是，受長期少子化的影響，年輕世代人口本來就比較少，當人數眾多的「大齡男性」都傾向找年輕女性時，目標對象絕對不夠，最終將因人口結構而註定單身。

● 婚姻擠壓嚴重 大齡未婚男子長期高於女性

鄭雁馨提出的論述，可於內政部統計的未婚數據獲得證實。觀察2015年男性未婚占比，於30到34歲階段為58.8％、35到39歲為36％、40到44歲為22.9％、45到49歲為15.8％，同一年，女性在30到34歲為41.7％、35到39歲為25.1％、40到44歲為18.2％、45到49歲為13.7％。

經過了10年，2025年男性於30到34歲未婚比例為67.8％、35歲到39歲為49.3％、40到44歲為35.9％、45歲到49歲為26.8%；女性30到34歲為56％、35到39歲為36.7％、40到44歲為25.3％、45到49歲為20.5％。

鄭雁馨認為，我國政策與其不斷撒幣催生，應轉向協助男女對焦彼此價值觀，幫助成家，社會觀念也應打破「男大女小」的擇偶框架，同時也要解決工時過長，導致的社交封閉問題。

● 價值觀長期左右婚育男女 社會早已看見卻從未正視

覃玉蓉說，台灣少子女化並非一夕形成，早在30、40年前人口預測就已示警，但早期政策未從「性別不平等」角度處理，時至今日仍有聲音將少子化的原因歸咎於女性追求高等教育、事業而不願生育。事實上，女性面對婚育，一直以來都得付出比男性更大的代價，包含職涯受阻、進入婚姻後，家庭的照顧成本遠高於男性，若制度環境不改變，只會讓更多女性對婚育卻步。

她指出，台灣社會因缺工，女性開始踏入職場，如今雙薪家庭早已成為常態，但台灣職場文化還是把願意加班、隨時配合工作的員工視為「好勞工」，需要準時下班接小孩、照顧家人的勞工，視為「不好用的勞工」。而且，當家庭必須有人犧牲工作承擔照顧責任時，薪資較低、升遷機會較少的一方往往退出職場，而這個人多半仍是女性，因為女性在職場的薪資與升遷機會，就是低於男性。

覃玉蓉認為，政府下一階段少子女化政策，必須正面處理「工時」與「照顧」問題。公共托育、長照服務雖重要，但孩子可能突然生病、長輩也可能臨時就醫，勞工仍需要有離開職場的時間。現行家庭照顧假若缺乏足夠薪資替代，不僅讓勞工不敢請假，照顧責任也容易再次集中於女性，應提高薪資替代、增加請假彈性及勞工的工時主權。

● 政策需大破大立改革 還有機會透過政策引導改變現況

台灣社會正快速邁向「無人島」，如今從政府開始引導改革是否已太晚？覃玉蓉坦言，台灣生育年齡女性人口已快速下降，即使總生育率提高，出生人口也未必能大幅反彈。現階段與其期待人口回到替代水準，更務實的目標應是「讓下降的斜率變緩」，讓原本有生育意願的人，不因制度障礙被迫放棄。

而所有的改變都得「開始」，永遠不做就沒有機會。她以公共托育為例，過去女性送孩子托育後若發生兒虐，社會輿論是責怪母親「為什麼要出去工作，不自己照顧」；如今送托早已成為常態，社會輿論已經轉而要求政府負起托育監督責任，顯示制度改變也能推動價值觀轉變。她強調，台灣人的觀念改變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慢。

覃玉蓉也說，政府不應再以要求所有人結婚、生子為政策目標，而應「支持想生的人能夠生」，降低婚育必須犧牲職涯、收入與生活的代價，並同步思考移民、移工政策，以因應勞動人口減少。「答案其實都滿清楚，只是有沒有做。」真正需要扭轉的，不是女性對婚姻的看法，而是讓人們對婚育卻步的制度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