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胞胎孕產風險高...台灣人工生殖複製歐美經驗30年 再創寬鬆標準？

台灣兩大代表早產兒利益與產婦利益的公民團體，嘗試挑戰台灣的醫學社群，並用健康風險的視角，界定預想發展的方向。然而在既要維持成功率，又得預防健康風險的困境中，台灣催生出一套相當寬鬆的管制規定，依然賦予人工生殖醫師很大的彈性。

不少人工生殖實務工作者、研究者、政府官員、倡議團體希望能推動單一胚胎植入，以有效避免多胞胎孕產的風險。然而，由於零星四散的拼湊工作缺乏統合，無法發揮綜效，也未能促成類似比利時或日本的單一胚胎植入指引，使得多胞胎孕產在台灣直到2021年前，仍居高不下。

多胚胎植入怎麼管？台灣近30年將全球規範「在地重組」

本章說明預想治理在全球與地方之間的特殊互動關係。從全球／地方動態關係的視角出發，我們能清楚看見台灣多胚胎植入管制的發展軌跡（下表）。在不同歷史時期，相關利害關係群體各自選擇不同偏好的全球規範，作為台灣未來發展的參考方向。

例如在1990年代對照英國的倫理守則，2000年代參酌美國的指引，到了2000年代中期則師法歐洲趨勢。此處的「全球」是相當異質的，這些選來的全球規範究竟會被如何組裝，要看它們與地方網絡相遇的方式與過程。

英國模式在台灣頂多只是回應早期反對聲浪的說詞。當時台灣並不像英國一般擁有強大足以推動實施植入胚胎數目管制的社會壓力，人工生殖治理的決策結構，也格外偏好維持醫師在臨床措施中的自主性。

隨著輿論壓力在台灣明確出現，美國的自願性指引成為台灣生殖醫學會用以維繫自我監管與市場競爭之間平衡的好用政策典範。

台灣胚胎植入一次「不超過4個」 熟悉國際規則卻選擇獨樹一格？

2007年，當台灣的立法者要在《人工生殖法》中管制植入胚胎數目時，國際趨勢僅被拿來正當化法律規範的理由。真正促成胚胎數目「不超過4個」的標準，還是台灣本土的統計數據。

台灣未能審慎看待英國制度、徹底忽略日本的JSOG模式的，鍾愛美國的指引（並增加1個胚胎數目）、以比利時有健保補助，當作台灣無法補助施行單一胚胎植入的藉口，以及制定《人工生殖法》「不超過4個」規範與歐洲趨勢的懸殊差異，以上情況都彰顯出台灣熟悉國際措施，但必須把這些措施透過在地脈絡重新組裝，才可能執行（或不執行）引入的全球制度模式。

這裡的「全球」並非必須仿效的進步理想，也不是一定得跟隨的龐大力量。在不同階段，利害關係人會仿效不同的全球規範，在地網絡也會進一步轉化所選擇的全球規範。

有的人只是在製造一套說詞，有的人真的會在本土落實。這個分析框架對監管規範的後進國家可能特別適用，因為這些國家通常會想借鑑各國監管模式，作為改革靈感。

但此框架也可能有助於分析發展監管規範的先驅國家。例如，莎拉．富蘭克林（Franklin 1997：86-87）就曾指出，英國國會之所以會在1980年代限制商業性代孕，部分原因來自於英國民眾反對時任總理瑪格麗特．柴契爾將英國「美國化」（Americanisation）。

多胚胎植入成常態 直到1政策擴大實施才現反轉

台灣對胚胎植入數目的管制相當寬鬆，推動選擇性單一胚胎的拼湊工作又零星四散，這讓多胚胎植入持續成為台灣最為普遍的做法。

由下圖表可知，在2021年之前，單一胚胎植入數目的上升速度相當緩慢，最高僅有2成多，多胞胎懷孕比例則下降至24.1％（但遠高於日本的3％與英國的10％政策目標），而約有1/3的試管嬰兒屬於低出生體重。下圖表出現一大轉折，是2021年試管嬰兒補助方案擴大實施的結果，我將在結論章節說明這個最新發展。

台灣在好長一段時間的預想治理，「試管嬰兒」幾乎已經成為多胚胎植入與多胞胎懷孕的同義詞。在這樣的人工生殖體制之下，台灣女性的經歷為何？第5章到第7章，我們將探索她們在此體制下的最佳化策略，以及她們做出的諸多「預想勞動」。

• 本文摘自：《多胞胎共和國：台灣人工生殖的希望與風險》
• 出版社：衛城出版
• 出版日期：202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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