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於文壇、政壇的女力之痕台灣第一位女記者、女立委的傳奇故事

《走她的路》透過呈現兩位傑出女性——楊千鶴與謝娥的故事，也勾勒出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縮影。圖／時報出版提供

編按：《走她的路》透過呈現兩位傑出女性——楊千鶴與謝娥的故事，勾勒出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縮影：楊千鶴身為台灣第一位女記者，以筆為劍，為女性發聲，更積極參與社會運動。謝娥則集醫師、政治家於一身，抗日救國、投身婦女運動，其傳奇人生充滿了波折與挑戰。透過她們的經歷，我們得以一窺台灣女性在那個時代所面臨的困境，以及她們為社會所做的貢獻。

跨越性別藩籬的拓荒者台灣第一位女記者楊千鶴的誕生

1921年，知識份子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力爭台灣人的自主空間；同年「臺灣文化協會」也在眾人期盼下成立，成為許多台灣人的智識啟蒙。在這風起雲湧的社會風氣下，一位名為楊千鶴的女嬰在台北市兒玉町（今南昌街一段）呱呱墜地。作為家中最小的女兒，當時沒人能想到，20年後的她將成為台灣第一位女記者。

楊千鶴：「我想證明了一個在家不方便說日語的台灣人，照樣可寫出不輸於日本人的文章。」

「如同從前那樣自由自在的文章，使我感動。」老師的褒獎，使我回到那朝氣蓬勃的年代而興奮陶醉，我急急地寫回信。知道作文的樂趣，是受到了老師的教導。——〈向你道一聲歉意〉

是金子總會發光，楊千鶴從求學時期便初露鋒芒，在女子教育遠不如今日普及的時代，她不只就讀當時全台唯一女子高等教育機構「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更在學生時期奪下「全台灣桌球比賽」女子學生單打冠軍。在學生時期光彩奪目的楊千鶴，也在初入職場時擔任臺北帝國大學理農部中村副教授的研究助理，看似一路順遂之際，卻意外發現日本同事的薪資遠比自己多出6成！

從記者到議員多元職涯展現女性韌性在時代洪流中綻放光芒

即便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楊千鶴也沒有要嚥下這口氣，不只離職抗議，更在《臺灣日日新報》主編西川滿看見她過去發表的文章，提出工作邀約時，要求對方開出與日本人相同的待遇。

愛才的西川滿答應了這個條件，讓楊千鶴成為「婦人版」（家庭文化版）記者，也是當時全台最大報社中唯一一位台灣女記者。此後，她透過深入淺出的文字，向讀者推廣幼兒健康及教育知識、女子高等教育、報導作家賴和、畫家郭雪湖等時代人物，也曾介紹台灣烏龍茶、魯肉飯、宴席料理等主題，讓當時的「婦人版」呈現令人驚豔的深度與活力。

然而，好景不常，楊千鶴任職還不到一年，中日戰爭便正式開打，政府也因此加劇媒體管控，讓不願做出違心之論的楊千鶴憤而辭職。儘管記者生涯短暫，她在離職當年發表，描寫女校畢業生自我探尋軌跡的短篇小說《花開時節》記錄了從「女子高等學院」畢業的女性之所感所思，也讓楊千鶴從此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上坐有重要一席。

戰後的政治與文學之路事實上，楊千鶴不只在文學史上擁有一席之地，戰爭落幕、國民政府來台後，無黨籍的她更以建立托兒所為政見，當選台東縣第一屆女性縣議員。可惜在戰後政治迫害等情形下，楊千鶴在1970年代遠走美國，更長年封筆，直至1989年受到作家張良澤邀請赴日參加「國際台灣文學會議」，發現台灣文學的斷層後才重拾利筆，並在72歲時出版回憶錄《人生的三稜鏡》（日文《人生のプリズム》）。

從《花開時節》到《人生的三稜鏡》，這位堅毅的才女，不只以文字顯影時代，更讓人見到她如何挺過大時代的風雨，憑著橫溢才華、挺著傲骨正氣，折射出時代映像中最傳奇的光影。

醫學聖殿裡的巾幗英雄台灣第一位女性外科醫師謝娥

日治時期，台北艋舺的老松公學校裡，年幼青澀的女學生謝娥，義憤填膺地跨步上桌，慷慨激昂地跟男同學理論著，只為了幫被欺負的女生爭一口氣。這不平則鳴的場景，打破性別印象的帥氣，恰似台灣第一位女性外科醫師、第一位女性立法委員謝娥的人生縮影。

「我們希望婦女普通的來受教育⋯⋯貢獻出一部分時間來發揮她的天才以貢獻於國家。」——〈本省婦運的指向〉

「國立台灣大學先修班，因本期不召收女生，使女子青年，非常失望謝娥女士等，於十四日上午向教育處陳情，經得當局允許，擬先設立女子升學補習班，準備次期起召考女生。」——〈大學先修班，次期召收女生〉

1918年開春之際，謝娥出生在西門町「來來軒餐館」老闆謝全家裡。早從學生時期，謝娥便受到父親與叔父影響，相當關心台灣民族運動，更常在不經意中展現出難以忽視的慷慨俠義，「公學校爭吵事件」便是最生動的一例。而在慷慨俠義之外，另一項讓謝娥備受關注的特點，則是羨煞眾人的好成績。優異的學業表現也讓她得以在臺北州立第三高等女學校畢業後，遠赴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深造。

抗日行動與受難歲月

在殖民母國的首都裡，謝娥不只磨練醫術，更常跟同學交流對台灣時局的想法。5年後，謝娥以全台首位女性外科醫師之姿加入東京聖路加國際醫院。然而，關心台灣政局的她，在聖路加國際醫院工作不到3年，便選擇回台擔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外科助教，並在工作之餘參與抗日行動。

1943年時，聽聞美軍正計畫登陸台灣，謝娥籌謀「喚起並組織台灣青年從事反日運動」、「籌劃響應美軍登陸台灣」，沒想到卻因同夥走漏消息而失敗，參與的朋友也遭日警逮捕；隔年，謝娥同樣因抗日被捕，更在獄中慘遭刑求。當時謝娥的義父曾想盡方法為她脫罪，只要謝娥未來只從事外科醫師工作，並和日本人合作便能出獄。沒想到謝娥果斷拒絕誘人條件，也因此直到1945年戰爭落幕才結束獄中生活。

結束牢獄生活後，謝娥在台北開設「康樂外科醫院」，重啟外科人生。在她先前累積的知名度及豐富人脈下，「康樂外科醫院」既是患者絡繹的醫院，也是政商名流及婦女運動家的聚會所。她也在此時再度投身政治，除了籌辦「臺灣省婦女會」，更在1946年擔任台北市參議員及制憲國大代表。

228事件與政治生涯的波折

然而，作為台北市參議員的她，卻在228事件爆發之初，誤信台灣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對市議會的錯誤報告，並在廣播中傳播不實訊息，引爆民眾怒火，「康樂外科醫院」也因此被憤怒的民眾砸毀。「台灣人民把對陳儀的憤怒轉嫁到我身上來，是公署的詭計，令人無法信服！」謝娥曾如此跟自己的義父說道。儘管一度遭人誤解，謝娥的政治之路並未因此中斷，反而在1947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中以全省第三高票，當選全台首位女性立法委員。

然而，作為名噪一時的政治明星，在國民黨政府遷台前的紛亂政局下，謝娥卻在立法委員任期未滿之際，決定遠走美國超過40年，直至1991年才返台，並於4年後病逝。直至如今，這位政壇女將遠走他鄉的真正原因仍是眾說紛紜，然而謝娥曾叱吒醫界與政壇的鋒芒，卻將永遠閃耀在時光長河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