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對談】陳凱翔X温貞菱－我的移工朋友

對談紀錄如下：

我常想，如果連當過仲介和現職翻譯的媽媽，都面臨這樣的處境，其他移工應該更艱難。

—温貞菱

温貞菱：

我第一時間會回答，他跟我們生長在同一個社會裡，沒道理不關心。對我來說，因為媽媽就是來台工作二十幾年的移工仲介，小時候家裡就會給移工借宿，常會有菲律賓、印尼、越南人同時住在家裡，只是那個時候叫「外勞」，我們現在叫「移工」。

他們來借住的原因很多，有的準備來台灣工作，也有準備要回國的，我有時還會幫他們買菜，或一起煮飯，有些移工不能吃豬肉，我甚至因為這樣，到現在也不太吃豬肉，可以說生活習慣也被影響了，加上我媽媽講話口音跟他們很接近，小時候沒意識到彼此有什麼不同。

直到國中，我才發現很多人不這麼想，例如：我和同學走在路上，看見移工在照顧老人時，同學看他們的眼光會有點不同，或是，我還滿喜歡去印尼商店逛街，找同學一起去的時候，也會被問「為什麼要去這種店？」但我疑惑：「為什麼不能？」

類似情況也發生在我媽媽身上，例如：她在坐計程車、點餐等需要用中文溝通的時候，因為怕別人發現她不是台灣人，會下意識地沒自信、不敢說話，但其實她的語言能力非常好，懂菲律賓文和英文，加上熱心助人，現在還擔任新住民的翻譯，幫移工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問題，轉譯來自警察局、社福團體或教會的資訊，只是礙於身份上的沒自信，她常會感到不知所措。我常想，如果連當過仲介和現職翻譯的媽媽，都會面臨這樣的處境，其他移工應該更艱難。

陳凱翔：

我的答案和貞菱一樣。移工和我們沒有不同，只是他們使用不同的語言、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而已。

我一開始認識移工是在菲律賓，那時候我在念大學，對社會議題很感興趣，就到當地一個非營利組織當志工，待了好幾個月，認識很多當地朋友，又因為有很多台灣、日本、韓國人會去當地的語言學校學英文，所以我也認識了很多教英文的老師。

我還記得，好多老師知道我來自台灣後，都會說自己也有家人在台工作，或是未來也想來台灣工作，當下我非常驚訝，因為就我所知，移工在台灣通常是做較低階的勞力工作，為什麼已經是英文老師的人，還會想來台灣？

那時我才逐漸發現，哇，原來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想出國的理由，不只是為了自己，也可能想幫助兄弟姊妹或其他家人，擁有更好的物質生活或繼續升學。

我從他們身上學到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勇敢」。我當時常想，換成是我高中或大學剛畢業，一定不敢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獨自生活，語言不通，又沒朋友，一切那麼辛苦，而且好多年後才能回家，像這樣在挫折中前行，還能保持正向、樂觀的態度，很令人佩服。

事實上，很多人會覺得移工是外來者，來了就走，但根據統計，平均每一個移工在台灣停留的時間是6到8年，而這些移工支撐著20萬個台灣家庭，很多人的長輩、爺爺、奶奶人生最後十年，都是在這些移工的陪伴下離開的，移工就是台灣社會的一份子、一家人。

雖然說，台灣只是移工人生旅程裡的一個中繼站，但隨著時代轉變，現在有很多家庭的雇主，會主動想更瞭解住在他們家的看護，例如：學著念出他們的名字、學著說他們的語言，甚至是嘗試做他們的家鄉菜，有很多事都能從自己做起。

温貞菱：

談到家庭看護，我記得他們是不是幾乎沒有放假時間？

陳凱翔：

妳說得沒錯，多數能來One-Forty上課的移工，算比較幸運，代表他們有固定放假，但確實有很多人都沒有假期，也因為這樣，我們才提供各種線上課程，現在已有好幾萬的移工透過這個方式學習了。

同時，因為我們不僅想改善移工在台灣的生活，更想幫助他們回國後更順利，所以開了很多實用性課程，例如：語言、財務金融、電腦資訊。在疫情還沒開始前，我們每年都會去東南亞各國好幾次，逐一做家訪，追蹤他們回國後的生活，很多人後來都開了咖啡廳、餐廳或是牧場。

温貞菱：

對我來說，「移工」這個概念，就是從一個地方移動過來工作，就像從高雄、台中來台北找工作的人一樣，小時候我會不解，為什麼大家覺得移工和我們不同，但長大後，這樣的狀況開始有了一些改變，因為我媽媽認識很多新住民和他們的第二代，最近我跟他們聊天時，他們常會說在台灣的生活已經有很大的改善，如果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打1955專線尋求幫助。

不過，我也有聽到另一種聲音，就是目前家庭看護工的薪資跟工時，還是存有很大的問題，我小時後的印象是月薪15840元，還要再扣除給仲介的費用。想請教凱翔，現在的情況有改善嗎？

陳凱翔：

現在外籍看護的平均薪資大概接近兩萬元，但我們在實際看了很多看護的工作環境後，排除比較幸運的人，很多時候移工連自己的房間都沒有，等於沒有上下班的分別，當半夜需要照顧的爺爺或奶奶有突發狀況，也是得馬上處理。24小時都沒休息的付出，目前的薪資標準的確不合理。

這也是很多移工團體在倡議的事，現在家庭看護不適用勞基法，沒有保障，衍伸問題就是沒有固定放假，加上工作不能想換就換，非常不平等。試著想想，如果長期照顧一個病人，但3個月都沒放假，那種身體和精神的壓力是很難想像的。

温貞菱：

坦白說，我不確定自己能做到什麼程度，因為所有議題都需要先讓人去關注和了解，但理解之後，好像也需要遇到真正的事件，才有辦法開始去做些什麼。以我自己來說，從小就有機會跟媽媽的朋友相處，就算語言不通，還是有辦法維繫感情，我是因為有這樣的成長環境，才有機會實現這種超越語言、和人產生連接的情感。

這讓我想到幾年前，One-Forty拍過一部叫《台灣人與東南亞移工的6分鐘面對面》的實驗短片，邀請移工朋友和台灣人坐下來，對看彼此6分鐘，當時我就覺得很有趣，因為這就是一種創造台灣人和移工更認識彼此的機會和體驗。

陳凱翔：

拍攝時我也在現場，雖然一開始對看會有點尷尬，但結束後，很多參與的台灣人都說：平常在路上看到移工，都會把他們當隱形人，從未好好看過一個移工的臉長什麼樣子。在對看的過程，他們忍不住會去思考這位移工來自哪裡、為什麼要離鄉背井，以及想像他回國後會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彼此產生了一種很深刻的連結。我當時也覺得，哇！這真的很讓人感動，希望未來還能推出這樣的影片，讓大家看見。

温貞菱：

說到感動，我還有一件事想分享。我有發現，許多東南亞的移工，在台灣遇到需要幫助的時候，常會陷入一種不知所措的狀態，就像我媽媽一樣。

舉例來說，她可能迷路了，想開口問人卻因為怕被拒絕或被用異樣眼光看待，而不敢行動，剛好我就是一個特別喜歡幫忙的人，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都會主動詢問、幫忙解決，意外的是，當問題解決了，反而是我被他們表現出的那種溢於言表的開心和感謝，深深地療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