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歿、單親－不會族語的女頭目，遇上半路出家女導

不確定世人對於紀錄片導演，是否存在某種既定印象的交集。不過初見魏郁蓁，溫婉和暖的笑臉上掛著有厚度的透明鏡片，說起話來輕輕柔柔、不疾不徐，比起紀錄片導演，她感覺更像學校裡的老師，適合對學生春風化雨，講講那些課本以外的故事。

「進入影視產業前，我在外商公司待了大概16年，直到我先生打算創業，希望我去幫忙。」她指著身邊的徐國揚 (《阿查依蘭的呼喚》製片人) 笑道。創業畢竟風險極高，當時的魏郁蓁擁有優渥收入，日子過得充實忙碌卻順遂無憂，還正如火如荼地準備會計師考試。可她考慮再三，還是選擇放棄穩定薪水、加入丈夫的團隊。「因為我覺得，他的成功會比我的成就更讓我快樂。」甜膩的情話讓她說起來，成了恬淡溫柔的守候；進入新領域從頭學起，曾被助理嫌棄「外行」的魏郁蓁，誤打誤撞也拿起了攝影機，下足水磨工夫以勤補拙。

「我本來沒打算要她涉入專業，但魏導對於影像的識別感應，真的有很高的天分。」長期投入影視文化產業的徐國揚無奈笑道，一個人對影像與內容有了追求，常常就不會把金錢看得太重，本來希望借重魏郁蓁的財會專長打理公司，誰知竟意外成就了一個「魏導」。然而，即便多有天分，剛入行的魏郁蓁仍深感做紀錄片之不易；她當時想不透：做紀錄片這麼辛苦、又賺不了什麼錢，為什麼這群人可以做這麼久？

後來，這名半路出家的導演，遇見了半路回「家」的廖莉華。

單親媽媽獨扛世襲重擔：族裡大小事，都是頭目的事

「我們剛認識廖莉華時，她已經和丈夫分開了。當時她有兩個兒子要照顧，小女兒還不會走路。」魏郁蓁回憶道。電影《阿查依蘭的呼喚》中，排灣族名為「日日滿」的廖莉華，從出場到結束的悲喜境遇，都圍繞在其身分認同上；可褪去「大後部落女頭目」的身分，她只是一名有3個孩子要養的單親媽媽。「廖莉華30歲那年，她父親的身體急遽惡化、意外去世；不久後，丈夫也和她離異。」短短兩三年接連承受親人過世、失婚之痛，廖莉華不僅得獨自一人撐起家計；且身為頭目的父親一死，頭目的職責重擔，就全數落到她身上。

「你怎麼沒有盛裝？頭目一定要盛裝。」

「我有帶衣服，放在車上⋯⋯，我要工作還要盛裝。」

《阿查依蘭的呼喚》中，一場原住民的活動中，女頭目廖莉華剛下車，走沒幾步路，就被顧攤的商家問了一句。

排灣族有著嚴謹的世襲階級制度，無論男女，家族財產與權利均由長嗣繼承。「過去排灣族頭目擁有土地、河流、獵場與人民，所有族人的收穫均由頭目分配。但外來政權介入後，頭目的權力逐漸瓦解，現在的頭目不像村長有薪水，做什麼事還都要自掏腰包。」魏郁蓁指出，族裡大大小小的婚喪喜慶，頭目幾乎都得出席；然而出席活動已經壓縮她的工作時間，廖莉華還有一家老小要養，得擔負部落婚喪喜慶、酬酢往來的重責，遇喜事要包紅包、族人有難也要想辦法協助。廖莉華為此去工地綁鐵、去學校幫忙煮風味餐，兼職多份打工還是入不敷出。有一回，劇組的人都看不下去：「妳腳受傷還去打工？賺錢不要命了啊？」她笑著搖搖頭、開玩笑似地回應：

「真的不要命囉。」

頭目家屋是身分象徵，但她不會母語、也沒有家

即便身上揹著沉重經濟壓力，可魏郁蓁發現，廖莉華最大的苦惱還不是金錢。「廖莉華的父親為了栽培她，從小便將她送到鄰近的潮州讀小學，一家人在當地租房子住。」為人父母有望女成鳳的心、將孩子送離部落也算不上錯；錯就錯在造化弄人，父親還來不及交接傳承便撒手人寰，對自身部落文化所知甚少、幾乎不會說母語的廖莉華，只能硬著頭皮、一肩扛起部落的大小事。「我不會講母語，婚禮上就唱歌給族人聽⋯⋯，還好我歌喉還不錯。」廖莉華的幽默自嘲，聽在魏郁蓁耳裡是滿滿的心酸。

父親去世，廖莉華理應回到部落，住進頭目家屋、擔起頭目之責。然而大後部落內，老早就沒有屬於廖莉華的家。1957年間，大後部落因政府政策遷址到屏東縣來義鄉的義林村。當時匆忙蓋起的頭目家屋與祖靈屋，歷經數十年風雨摧殘早已破舊不堪，廖莉華之父廖來山索性將其拆除，打算重建頭目家屋與祖靈屋。誰都沒想到，此後廖來山一病不起，拆除後的家屋石板零落流失，最終只餘一地狼藉、家不成家。

「頭目家屋不只是頭目的家，更是排灣族人聚集、開會、找頭目議事的地方，許多重要的傳統儀式、與祖靈交流的祝禱祈願，也都得在頭目家屋與其旁的祖靈屋進行。」魏郁蓁指出，沒有了頭目家屋與祖靈屋，族人等於失去了日常生活與信仰中心，老一輩也擔心自己去世後，死去的靈魂將無處可歸。「廖莉華回部落的時候，族人常常就問她：『我們的家呢？』」講著講著，魏郁蓁微微紅了眼眶，「她要承受很大的壓力，即使這些狀況並不是她造成的。」。

無薪難勝任、多事多花費，頭目身分能不要嗎？

同樣半路偏離既定人生規劃、必須盡速上手幾乎沒接觸過的事物，魏郁蓁覺得，自己比廖莉華幸運太多。「我們這行最大的壓力就是經費不足。當然拍攝每部片都有各自的困難，但只要有心想突破，這些困難都是可以被解決的。可是廖莉華的困境，真的好難。」魏郁蓁說。

父親驟逝、與丈夫離異，頭目的文化傳承還來不及交接，一個不會說母語的單親媽媽，得在茫然無措下回到部落，擔起頭目職責、想辦法重建百廢待興的家屋；而對於這個什麼都不懂的頭目，族人們或多或少也有些不諒解。「廖莉華的故事裡其實有蠻多衝突、爭議的橋段，我在後製剪接時很掙扎：他們的衝突要放到什麼程度？」魏郁蓁指出，她最初是想呈現這位女頭目遭遇到多少困難，但廖莉華遇到的困境不全然是惡意攻擊，有些情緒性的指控背後，隱藏的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深刻無奈，責之切是因為愛之深。

可無論有沒有愛，是善意或惡意，廖莉華本人遭遇的挫折絕望、難堪尷尬，都是確確實實的，所有磨難都名符其實地難，一點一點折磨她。「我常常跟她說就不要當頭目了，也沒有薪水，就是一個面子而已，那個面子可以吃飯嗎？」廖莉華的母親在影片中說。身為前任頭目之妻、現任頭目之母，她比誰都清楚「頭目」身分背後的辛酸。

在殘酷逼人的現實面前，廖莉華曾想過逃避；只是最後，她不但選擇承擔，還決定「穿」回古老的圖騰花紋，將頭目的尊貴象徵紋在手上，以示承接使命。是什麼讓她不畏風雨也要回歸部落？而面對今非昔比的部落文化，導演魏郁蓁又想透過《阿查依蘭的呼喚》傳遞什麼訊息？

本文轉載自《群眾觀點CrowdWatch》（原文標題：《阿查依蘭的呼喚》專訪 1：從冷氣房走入山野，女導演與女頭目交會的人生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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