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淪單向消費苦難...為何移工在公開活動中只能感謝台灣？
台灣的移工社群有多龐大？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2025年11月底，引進移工在台人數 已超過86萬人，他們長年填補台灣產業的人力缺口，也在工作之餘，在這片土地上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生活節奏與東南亞文化脈絡。然而，這些日常而真實的文化實踐，始終存在社會偏見與制度困境之下。
在各大都會區、工業區與港口附近，時常可見移工聚集的身影。這些規模不一的社交區域，隨著人潮停留而衍生許多需求，逐漸發展出滿足移工生活所需的店家與商圈，形成樣貌各異的場景，也映照出地方產業與勞動型態的差異。
例如週末的台北車站、台中東協廣場因位居交通樞紐、腹地廣大，成了移工週末聚會活動的熱門地點；高雄港口一帶的熱鬧程度，則隨著船期變化，每當半年進港一次的魷魚船回到港口，周邊的歡唱空間便格外喧鬧，店家往往一路營業至天亮。
這些看似日常的聚集與文化活動，如何從「被看見」走向「被理解」，進而成為真正的共融，一直都是台灣社會的課題。
自在相聚的空間好難找...移工同鄉會辦在偏鄉廠房和靈骨塔？
歌唱、音樂創作、攝影與宗教聚會，是移工們在聚集地常見的日常文化活動，對許多移工而言，這不只是娛樂，而是在高壓勞動生活之外，在異鄉建立社群連結、尋找歸屬感與喘息空間的方式。
有趣的是，這些活動多半由移工社群內部主動發起，也往往限定移工參與，即便是長期與移工建立深厚情誼的壹零玖伍移民工文化協會（以下簡稱1095）常務理事吳庭寬，也曾因非移工身分而被婉拒參與，「我自己的觀察是，他們通常沒有想要跟任何人交流，這關乎他們在這個空間裡有沒有感到安全、自在。」
有些Live House甚至隱密到在網路上查無確切地址，吳庭寬分享，部分經營者並不想經營台灣人的生意，甚至直言「台灣人真的很麻煩、很愛投訴」。這種私密空間的形成，反映出移工在長期被監控、被投訴的經驗下，築起一道安全邊界，打造一個被安全感包覆、自在相聚的環境。
正因移工的聚會活動頻遭民眾投訴，他們不得不發展出一套生存法則。吳庭寬發現，過去5年，移工同鄉會的聚會場地逐漸遠離市中心，轉往偏鄉、工業區閒置廠房，甚至是靈骨塔的活動中心，他們寧可捨近求遠，只為換取不被干擾的空間。他直言，台灣明明有很多可租借的公共空間，但移工族群的使用權利，卻被默默排除在外。
1095秘書長官安妮也指出，協助移工尋找活動場地時，經常遭直接婉拒，即便成功借用，管理單位也會要求移工理解繁複的中文規定，或期待有人能居中協助翻譯公文、處理保證金等流程，無形中提高移工使用公共資源的門檻。
在這樣的情況下，移工在從事文化活動的過程中，願不願意被台灣人看見，關鍵早已不在活動形式，而是能否被台灣社會接納。1095常務理事江彥杰提到，有些移工為了回應外界對移工的偏見，甚至自發舉辦淨街、淨川等公共行動，只為鬆動刻板印象。
邀請台灣人走進移工的日常 但活動方向陷兩難
然而，移工的文化實踐不單是為了滿足個人需求、逃離勞動現場，或翻轉刻板印象，吳庭寬認為，這同時也是對台灣社會歧視的一種回應，但台灣社會對移工的理解，至今仍高度仰賴第三方轉譯。
因此1095透過調查研究、整合團隊與移工意見，與移工們共同協作策劃展覽與講座，試圖在移工與台灣社會之間搭起橋樑，讓台灣社會能夠真正聽見移工的聲音，也向移工說明活動背後的用意，避免文化交流再次成為單向消費。
但在活動設計上，如何取得平衡始終是一道難題。官安妮坦言，「我們要設計的是讓台灣人溫柔地參加、溫柔地離開，留下一顆小小種子在心裡發芽的活動？還是要讓人經歷情緒起伏，看到最真實、最強烈的生命經驗？對我們來說，其實沒有標準答案，也還在嘗試。」
吳庭寬也分享，他曾在屏東東港策劃一場走讀活動，並為此在居住地與東港之間多次往返，進行事前準備，花了不少時間向當地從事漁業的移工說明何謂「走讀」、為何要與台灣民眾交流，以及活動想傳遞的核心訊息。他坦言，「我願意做這件事，是因為直接可以聽到移工的意見，並讓這些意見可以在活動裡被實踐。」
走讀當天，有東港在地居民前往參與，吳庭寬回憶，當地人與移工共同生活20年，終於有人願意走進清真寺聽移工說話，這讓移工們感動不已。他形容，這樣的價值與喜悅無法被量化，也不是身為外人的他可以完全體會的。
是友善還是施捨？20年後移工在文化活動中的位置改變了嗎？
然而，即便文化活動是理解彼此差異的入口，在資源與空間有限的情況下，仍面臨許多阻礙。像是近年1095更加關注移工心理健康議題，但公部門能提供的公衛資源有限，協會因而嘗試申請文化部經費，設計相關文化活動，卻在審核階段屢遭質疑，凸顯政府在移工文化與權益的政策步調，依然緩慢而保守。
此外，一旦文化活動觸及移工的勞動權益這類較為沉重的議題，台灣社會的接受度便明顯下降，多數人仍偏好帶有情感、勵志或感人的敘事。1095理事長陳翰堂指出，這或許意味著台灣社會對移工的「友善」，仍停留在一種帶有施捨意味的想像之中。
回望過去20年，無論公部門或企業設計的移工相關活動，經常未能回應移工的勞動處境與實際需求，也忽略了移工理解地方與社會的方式，未必與主辦單位的想像相符。例如曾有公部門希望透過走讀活動介紹當地百年市場，但對移工而言，市場本身並不具吸引力。吳庭寬強調，在這些文化活動中，移工是否真正成為活動的主體，值得重新檢視。
另一種常見做法，則是邀請東南亞明星登台演出，由移工表演者擔任暖場角色。對部分移工而言，能在異鄉見到家鄉明星，確實能稍解思鄉之情，但在許多場合中，移工的角色仍僅是附加的存在，甚至連正式的試音時間都沒有。吳庭寬指出，移工在活動中如何被對待，往往正反映了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
此外，許多公開活動傾向將移工英雄化，強調苦難與成功的個人故事，在這樣的場合中，移工往往難以主動談及制度缺陷或對台灣社會的批評，反而選擇在發言時表達對台灣的感謝。對此，吳庭寬坦言，身為台灣人，他對這樣的場景感到不適，「為什麼要感謝生命裡的苦難？為什麼要感謝這一些歧視與壓迫？」
他進一步反思，台灣社會習慣透過大型展演活動宣傳多元文化、強調包容，或許有其時代背景與必要性，「但20年過去，東南亞社群早已不只有移工與新住民，還包含留學生，以及新二代、三代。」隨著社會樣貌轉變，公部門與長期舉辦多元文化活動的單位，應重新思考除了「展示移工」，還有哪些新的對話方式。
從大港開唱到總統府 他們展現音樂才華卻難敵工作年限
不過，即使面對重重阻礙與限制，仍有許多移工在夾縫中尋找創作的出口。吳庭寬長期觀察移工的音樂場景發展，發現移工歌曲的創作脈絡，與台灣1970、80年代的台語歌，或原住民的林班歌相似，主題多圍繞移動、勞動與離散的生命經驗。這些作品鮮少直接談論勞動處境，而是透過情感書寫與隱喻，表達無法公開言說的生命經驗。
他相信透過移工自發的文化能量，仍有機會為社會創造改變。像是印尼移工金屬樂團「黑袍樂隊（JUBAH HITAM）」，從最初幾乎無人聞問，到如今每月有固定演出，為台灣金屬樂場景注入新的能量。2023年不僅成為第一個登上大港開唱的移工樂團，今年元旦更受邀至總統府升旗典禮演出。
吳庭寬透露，有些Live House業者也注意到，有越來越多印尼樂迷出現在金屬音樂現場，這些身份是移工的樂迷或樂手，未必能與台灣觀眾直接溝通，「但透過身體與聲音，我們知道彼此是站在一起的。」他認為，這種在共同喜好中自然產生的交流，才是真正的多元與理解，「多元文化活動做了20年，可能都沒有這樣的效果。」
然而，這樣的文化交流仍難敵制度現實。隨著部分樂手因工作年限期滿被迫離台，吳庭寬直言，「他們曾被邀進總統府演出，成就了台灣多元文化的國族想像，那之後呢？」即便移工可申請「留才久用」的中階技術方案，但台灣社會所看重的依舊是他們的勞動力，而非音樂或其他文化才能。
社會的進步，來自價值觀的轉變，也就是理解移工不只是勞動者，同時也可以是創作者與文化生產者。但改變往往需要長時間積累，「移工會一直來來去去，有些人回去後不知道還會不會回來，但我們一直都在這裡。」吳庭寬期待，有一天人們走進文化活動的現場，是因為被移工的創作或文化本身打動，而非因為「他們是移工」，或出於同情與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