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Labs杜奕瑾X文策院丁曉菁|用文化心做理科事

AI Labs創辦人杜奕瑾(圖右)跟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 圖/吳欣穎攝影
AI Labs創辦人杜奕瑾(圖右)跟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 圖/吳欣穎攝影
體面工作和經濟成長

人工智慧的科技應用如何和藝術文化產業搭上關係?本月《倡議+》邀請客座總編、Taiwan AI Labs 創辦人杜奕瑾和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展開對談。過去總是被區分為左腦和右腦的科技和文化,其實並沒有想像中距離遙遠,都是要挖掘出人最獨特的創意。而兩位分別在人工智慧、文化努力,又是如何從無到有催生生態圈?以下為兩位精采對談。

我們一直相信一件事,文化定義科技的深度。


Taiwan AI Labs創辦人 杜奕瑾

杜奕瑾:

在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中,「人機介面」是很重要的研究。我們一直相信一件事:「文化定義技術的深度。」台灣長期以來多是代工的思維,若要發展「工業4.0」,文化越顯重要,必須要有新的體驗與思維才能展開新科技發展。

因此在人工智慧實驗室中,我們有「雅婷逐字稿」、人臉及語音辨識,都是很重要的AI應用。在中國大陸,這些被用來辨識監控,但我認為人工智慧的用途不該是如此,而是用來理解人、理解音樂創作的涵義,甚至用來輔助創作。

之前我們推出一張AI專輯《武漢肺炎》,就是透過人工智慧聆聽百萬首熱門音樂,分析、理解情緒後,全自動生成的音樂。《武漢肺炎》是一種嘗試:由人工智慧運算分析,沒有人介入其中,專輯名和歌名也是透過熱門新聞分析出來的。(活動報名:雅婷謎音製造大賽

今天和丁董的對談很有意思。我受邀加入文策院成為董事之一,就是希望思考如何用科技協助藝文創作,讓藝文有好的發展。過去臺灣在文化藝術的人才培育不夠積極,也受限於政策,但近期限制鬆綁放寬後,讓我們開始思考人工智慧實驗室AR、VR可以怎麼用在藝術上。

文策院在去年6月成立,今年遇上肺炎疫情衝擊,種種藝文活動受到影響,但也因受限,從中開展出無限的想像。如今我們處於後疫情時代,應該思考如何定義下階段的藝文發展。

這回疫情讓說故事的人、創意人有了新的工具,新的工具不只是讓體驗不同,也改變了人和世界互動的方式,走進故事不再是線性的,而是摸索出來。


文策院董事長丁曉菁

丁曉菁:

「文化界定技術的深度。」這句話非常好,可以刺激很多想法。當初邀請Ethan(杜奕瑾)加入文策院(擔任董事),也是想藉由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的跨域思維。如剛剛所談到的利用AI模擬世界上的重要音樂家。

不同於傳統的創作模式,透過程式語言模擬音樂創作的軌跡,頗為有趣。這回疫情,讓說故事的人、創意人加速使用數位新工具,另一方面,觀眾也不再只是線性的走入故事,新的工具不只讓體驗不同,還改變了人和世界互動的方式。

杜奕瑾:

我一直覺得人工智慧的技術本身沒有價值,價值是來自「重現」。在AI音樂中,透過人工智慧找出創作的核心和靈魂,學習不同作曲家的風格和情緒,未來可能進一步協同創作。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在這段期間,投入發展「科技防疫」人工智慧解決方案,開發社交距離APP、電子圍籬系統3.0、胸腔X光輔助診斷系統、及病毒實驗室資料庫大數據分析等等,做到世界領先群。類似的方式若能放到音樂型態的開發,也會是很好的展現。尤其台灣沒有大國主義思維,擁有開放的海洋文化,自由開放的社會中有更多元的創作養分。

後疫情時代,我們看到虛擬演唱會、虛擬空間的展現,是不是也有可能開發出新的方式,展現在藝術創作上?文策院之前攜手貝殼放大,建立新的商業投資模式是一種嘗試,未來的內容創作也可把握機會,善用實驗室的技術與體驗,創造出新的文化高度。

圖/吳欣穎攝影
圖/吳欣穎攝影

丁曉菁:

科技和藝術之間,在台灣長期被簡單化約成「左腦」和「右腦」,學校教育體系加速人才分類分流;但回頭來看,無論是科技或藝術,都是人類文明進展的一部分。台灣常常在問文科生和理科生誰比較優秀的問題,但當技術開展到一定程度後,「想像力」更為重要。如果仍以文理科涇渭分明的思維進行專業訓練,會限制可能性。

當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後,為了配合國家發展、經濟發展而設計標準化的教育模式,人在資本主義體系中被工具化,可能性因而受限。時至今日重複性、操作性的工作,大量被AI及機器人取代後,人所擁有的完整、複雜、整合性能力也因此顯得特別珍貴。當世界開始反思這樣的轉變時,文策院看見契機,希望搭建平台,打造生態系,讓長期受制式教育掩蓋、限制的種種可能性,有機會發揮。

杜奕瑾:

在人工智慧實驗室裡,創意最強的人,常常不是走正規路線的人,而是那些對社會有想法、對周遭有點不滿的人。

過去工業化思維常說要大量生產、追求效率,但在定義下個階段「工業4.0」的策略時,還用同樣的思維是危險的。人工智慧會取代掉重複性高、易於學習的工作內容,但無法取代的是個人的獨特思想及發明。過去透過傳統教育來訓練人的思考模式,但如今教育本身已不太能夠滿足多元發展,讓大家擁有創意。

當今最強大的數位經濟平台如Facebook、Apple、Google的創辦人,最初創意的發想都是覺得”Nothing to lose.”而後敢於創造、實踐想法,提高可行性後,大眾而後追隨。所以我才會不斷說,「文化創意」是科技人一定要有的本質。

圖/吳欣穎攝影
圖/吳欣穎攝影

圖/吳欣穎攝影
圖/吳欣穎攝影

丁曉菁:

台灣習慣用科技解決人類社會物質層次的問題,比如說量產、減少支出等等,基本上反映了製造業的思維。在台灣,經濟生產是大眾最熱衷的題目,但實際上人類社會性需求多樣而複雜,你可曾想過:創業也能夠改變世界?也就是說只要你能提出新的解決方案,解決各種社會需求,也就能帶動出新的商業模式和新創經濟。

杜奕瑾:

剛提到的數位時代大創業者,起初他們所關心的事情,大家都覺得可行性低。當年Apple賣不動PC,但當創辦人史蒂芬賈伯斯離開,創辦皮克斯,接觸內容產業後,回來後推出iPod、iPad、iPhone,定義出新的商業模式與產品規格,追隨者跟著照做。

台灣不缺接訂單的人,缺的是定義未來的人。常有人問我,創業要如何成功?事實上,成功不可複製,失敗可以借鏡。我常說數位經濟的成功都是從身邊開始的,跟隨者無法成功,定義創新的題目更為重要。我常常覺得台灣想創新的人很可憐,願意在新創、創業階段就投入支援、給予資源的人太少了。

丁曉菁:

如何幫助文化產業中孤獨的創作者、創業者?這件事情的倡議很重要,也很困難,因大家很容易陷入慣性思維。

另一方面來說,敏感的藝術家往往對特定的事情忍受度極低,但也因為這樣的特質,看待事情有不同的視角,或是透過創作將感受極大化讓觀眾感同身受,這是好藝術家的必備要素。

在文化多元開展的社會,這些異質性和個人特質受到系統性的支持,像是歐洲有很多獎補助機制支持多元文化保護以及藝術創作支持,這部份台灣的機制比較像歐洲。而美國雖是資本主義至上的社會,卻有各式基金會、民間企業願意贊助藝術文化活動,也投資文化產業。美國最賺錢的企業多是軟體型企業,例如Google、Facebook等。

很多國家的文化藝術發展經費在整體國家預算中佔比極高,讓台灣羨慕。台灣過去重製造業,追求效率和技術價值,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越來越多工程師、醫師品紅酒、聽音樂會、追求生活品質,也出現精英藝文消費,文化創意市場變得蓬勃,接下來就是如何讓台灣自己的原創和文化產業滿足國人的需求,進一步走進國際市場;現在的年輕世代也是逐步朝這種生活樣貌來前進,不像過去凡事以賺錢優先,其餘需求就會被「忍耐、犧牲」掉了。

文策院希望透過不同方式,翻轉舊的思考模式,透過新方法來解決老問題。經過這波疫情後,台灣優異的公民社會治理、數位基礎能力被世界看見,也加速整個社會暫時放掉慣性,換個角度看自己所擁有的能力。

延伸閱讀

>>杜奕瑾X丁曉菁| 台灣有1到100的技術,缺0到1的創意

>>當科技開始救國-杜奕瑾搭起「與人互信的AI」

>>鍵盤救國!PTT之父杜奕瑾:AI識破誰在帶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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