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I執行長：企業永續將成為主流顯學

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執行長Timothy J. Mohin去年10月初從荷蘭飛抵新加坡，全程出席2天亞太區域的年度CSR盛會「2018年亞洲永續報告高峰會」（Asi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ummit 2018）。

他在會議中除了肯定GRI於成立20年來，超越一份報告框架能夠產生的力量，發揮影響力督促全球企業邁向永續共好之外，他並且透露GRI近期將公布稅務特定主題準則，未來也將著手進行人權、SDG相關特定主題準則的更新和制定。

Timothy J. Mohin擁有將近30年的CSR專業經驗，他曾經在英特爾Intel和AMD等企業擔任永續長，他也曾經是蘋果Apple供應鏈責任計劃的創辦人，該計劃涵蓋了龐大數量的供應鏈勞動力、環境、健康和安全等多項議題與指標。

同時他也曾經在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領導制定《乾淨空氣法修正案》中有毒物質條款部分，並且曾經是美國參議院環境和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專家。他在2017年1月受聘擔任GRI執行長。以下為專訪全文。

Q1. 全球各個國家落實CSR時會面臨不同挑戰，請從GRI觀點分享一些傑出的CSR成就

答：站在GRI立場我們很樂意分享最新的整體數字。GRI成立於1997年，短短20年間卻獲得相當驚人的成果。根據KMPG稍早的統計，2017年全球前250大的企業已經有93％公布社會責任報告，而最令我驕傲的是其中有75％企業是使用GRI準則。此外《財富》500強財富世界500大（Fortune Global 500, Global 500）中也有超過80％的企業發布永續報告。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GRI非常大的突破。

GRI 發展的短短20年，從當時完全沒有標準與框架，到今天能夠廣泛地被全球企業所接納並且遵循。GRI所設計的框架與規則，已經提供給全球政府、企業、學術界，一套全球一致的整體與分項ESG議題的比對標準，甚至擴散及企業供應鏈，並且深深影響全球投資與保險方向甚鉅。

當企業使用GRI的框架標準時，他們會開始尋找資料、設定測量標準、思考核心價值、擬定執行策略、比對標竿企業等啟動一連串的作為。這已經超越一份報告框架所能夠產生的力量，目前GRI在全球所啟動的企業ESG永續效應已難以估量。我認為這是十分有意義成就，也是GRI最樂於見到的功效。

尤其是GRI努力優化G1, G2…G4框架，從2016年10月發佈GRI準則（GRI Standards），至今已經被下載超過117萬次。GRI已經在全球80個國家影響及於450項政策，其中120項政策更是以GRI標準據以制定。GRI所發展出來的框架，已經成為據以追蹤永續資訊揭露之最佳依據。

除此之外，我個人的經驗是「測量先於管理」（You manage what you measure），企業於ESG範疇的表現必須能夠量測，有數據後才能夠進行比對、分析與管理。GRI的框架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用ESG個別模組的方式來比對，如此可督促政府法規、投資者、供應鏈、社會大眾朝向更透明化。GRI驅動企業透明化，是啟動社會改變最重要的第一步。

如果要瞭解企業應該對環境盡到甚麼樣的責任，去看看GRI就會非常清楚。其中包括能源、生物多樣性和碳排放等32項環境分類指標，每項分類指標又包含多項子指標。此外ESG這些指標也都清楚地說明，企業應該如何在環境、社會、公司治理等三層面負起社會責任。GRI是最佳的地圖與指引。

Q2. 請問亞洲太平洋國家較迫切需要關注的CSR焦點有哪些？

答：由於亞洲國家以政府法規來規範企業實踐社會責任，因此近年亞洲國家的報告書數量成長得非常快，這是非常快速的進步。不過，因為還在發展的早期，我認為可能需要改善處有兩點。

第一是「品質」。亞太國家CSR觀念與實踐仍未成熟，處於CSR早期引介的階段，報告書的品質還有待改進。我認為，若是藉由顧問公司或者是確信機構的專業協助，應可快速獲得改善。

第二是「重大性議題分析」。重大性議題分析是企業實踐其社會責任的基石，可以揭露所有利害關係人最關切的議題。通常一些敏感性的重大性議題，同時也是對環境、社會、供應鏈所有利害關係人影響最大的議題。企業應該以坦誠的態度，面對重大性議題界定、揭露、承諾改善、擬定方案、衡量改善等等。

Q3. 台灣非常積極於推動GRI標準框架，您對台灣政府或企業有何建議嗎？

答：根據這次會議稍早我與CSRone創辦人嚴德芬女士談話，以及我個人的瞭解，台灣CSR表現得相當優秀。其中包括，台灣100大企業中已經有88%出版報告書，數字很亮眼。我記得上回訪問台灣時，曾經看過宏碁ACER的CSR作為，表現得踏實又有效率。這些都與台灣的政府做為，以及台灣身為全球科技產業極重要的供應鏈廠商的身分密切相關。我非常願意看到台灣CSR未來有更多、更深入和更有創意的CSR作為。

我想強調的是，CSR可以補足政府的能力，有許多政府無法跨界管理的事情，企業卻可以直接調整，讓全球各地員工、客戶、供應鏈直接獲得改善。我曾經擔任電子產業行為準則（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 EICC）主席，頻繁往來於美國、歐洲、越南、捷克等全球各國，督促跨國企業確保供應鏈和轉包商的工作環境安全、使用無衝突之冶煉礦物與工廠等等。

全球企業就是這樣擁有一致、透明、整合、當責的工作守則，甚至就可以超前政府法規，達到全球管理邁向永續的目標。

Q4. 請與我們分享創新科技（例如AI, Iot, Blockchain）在CSR的應用

答：當代科技創新迅速發展，我個人認為CSR範疇在引用創新科技的層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我所見到的許多企業CSR流程，仍然停留在舊式人工登錄填寫的階段。期許未來包括區塊鏈等創新科技，其追溯數據、減少層級、去中心化等特性，未來也可以應用到CSR範疇。

Q5. GRI近期的未來業務重點有哪些？會面臨哪些困難和如何克服？

答：通常GRI設計框架或規範，必須投入許多專家的心血與資源，經過縝密研究討論才能夠定案。GRI有極高度的企圖心，與其把未來發展的困難視為困難，不如將之視為挑戰。

目前即將出爐的是稅務特定主題準則；以及除了大型跨國企業之外，我們也希望可以針對全球的中小企業進行框架標準設計。中小企業資源有限，框架標準將與大型企業必然不同。而針對SDG設定商業披露框架，也將是另一項挑戰。此外，我們也希望針對各個產業進行報告指導，例如建築業、電子業、化學業等。當然這些對僅115位工作同仁的GRI而言，都是莫大的挑戰。

Q6. 請與年輕世代CSR專業人員分享工作秘訣或好的建議

答：（開玩笑）可以去看看我出版的書啊…。我認為如果年輕世代想以CSR為自己規劃生涯，最好有廣泛的涉獵而不只是單點及於CSR。可以找一個立足點，不論是從環境、財務、人力資源、客戶、供應鏈等端點開始都很好。真正的CSR專業需要夠高、夠寬廣的思考與願景。

Q7. 身為研發GRI標準框架的重要成員，請您用一句話來總結CSR的珍貴經驗

答: CSR就是督促企業實踐向善，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

30多年前，永續（Sustainability）、企業責任（Corporate Responsibility）、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這些字眼皆尚未問世。我當時是照著自己的想法專攻環境毒理學希望能保護環境，外人看來或許很怪異。

1986年我接下美國環保署第一份工作。當時的美國環保署署長是Bill Ruckelshaus，他是第一任署長，有鑑於當時的社會輿論壓力，他在回任署長後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中承諾，一年內要完成20項空氣汙染毒害的法規。

當時《乾淨空氣法》施行已經15年，只針對7種有毒汙染物做規範。Bill Ruckelshaus的承諾，等於是要求一年之內要達到3倍量約20幾項汙染毒物的標準與法規。我當時很年輕才26歲，在杜克大學念的是環境毒物汙染，我認為這是非常艱鉅且不可能的任務。在生活中有上百種化學物質，他們複雜且多變化，有些有毒有些無毒，有些過程中條件改變就會變成有毒，怎麼可能進行規範？

這是一件非常艱鉅的任務，然而後來我們居然真的做到了。幾年之後，《乾淨空氣法修正案》徹底地改變總統候選人喬治布希的競選諾言，並且在1990年於白宮正式簽署生效。這是我此生做過的最神奇美妙的事。因為法規要求，企業的化學毒物數字必須透明公開。

當媒體刊載出哪些著名企業未符合規定而遭遇輿論強力批評時，我感到自己為環境保育盡到心力，這是一份非常意義的工作。如今，我已經有三個孫兒，望著他們可愛的臉龐，我相信CSR已然逐漸改變資本主義和商業主義，並且未來仍將持續引導社會走向更美好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