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不生快樂一生？公托覆蓋率僅4.9%、職場母職懲罰 學者：台灣缺的不只是補助

台灣少子化問題持續加劇，根據內政部統計，2025年全年新生兒僅10萬5676人，跌破11萬大關，創下近10年來的歷史新低。近年政府持續加碼育兒津貼、托育補助，也推動假別改革，卻仍未能扭轉年輕世代不婚不生的趨勢。

婦女新知基金會常務監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洪惠芬，長期關注育兒與家庭政策，近期剛完成一系列育有幼兒家庭田野訪談的她坦言，當代的問題不只是想不想生，更關鍵的是，養育一個孩子所需付出的經濟與心理成本，已讓許多人望之卻步。

生一個就是極限...經濟與照顧成本壓垮年輕世代生養意願

洪惠芬指出，台灣3歲以下幼兒的父母就業率約67%，顯示多數家庭仰賴雙薪支撐育兒開銷。她在田野訪談中，聽到不少家長表示只能生一個孩子，「因為太花錢了」，養一個小孩需要兩份薪水，只能將所有資源與投資集中在一個孩子身上，甚至有家長認為，即使夫妻兩人都有收入，養兩個孩子仍然入不敷出。

從這個角度來看，婚姻與生育是否一定要綁在一起，問題已不只是社會文化規範。洪惠芬分析，對當前年輕世代而言，經濟條件以及是否有人共同分擔育兒成本，是現實的考量，單親或不婚而想生養孩子的人，恐怕只有高薪族群才做得到。她笑說，這恐怕也是不少人轉而養貓狗的原因，他們並非不願意承擔照顧責任，而是養育孩子所需付出的金錢與心理成本太高。

除了經濟負擔，現行法律對親屬關係的認定方式，也可能成為不同家庭型態實踐共同照顧的障礙。洪惠芬指出，目前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只要完成認領，即可使用育嬰假、育嬰留職停薪及家庭照顧假，即使是離婚後未與子女同住的血緣父親，也享有相同權利。

然而，在繼親家庭中，即使現任伴侶與孩子共同生活、實際承擔照顧責任，只要沒有血緣關係，就無法使用這些假別，通常必須透過收養建立法律上的親子關係。「這種家庭比國家想像的更複雜。」洪惠芬認為，現行的親屬認定制度仍著重血緣關係，卻忽略了誰才是實際承擔照顧責任的人。

補助金額擴張衝擊公共服務量能與品質？全台公托覆蓋率僅4.9%

那對於已經決定生養孩子的家庭，政府政策是否能提供足夠支持？洪惠芬直言，家長確實需要經濟補助，但現行育兒政策的資源配置，仍高度集中在金錢補貼。

「所有的育兒支持中，錢的部分是擴張最快的。」洪惠芬以生育給付為例，中央目前對每名新生兒提供10萬元生育給付，各縣市和部分鄉鎮市公所另有加碼生育獎勵金。；托育方面，政府自2018年起推動準公共政策，透過補助家長使用托嬰中心、保母及幼兒園服務，讓家長每月托育支出可降至5000元以下；行政院更規劃未來每月提供5000元的「0-18歲成長津貼」。

相比20年前，私立托育機構每月費用接近2萬元，洪惠芬認為，現在家長的經濟負擔確實減輕不少，然而國家資源有限，「錢發在這裡，別的地方就會減少。」她認為，準公共化政策雖然讓政府透過補助分擔家庭購買托育服務的費用，卻沒有同步擴大公共服務的供給，也未能讓品質把關真正成為政府的責任，不禁令人質疑「為什麼不是服務的擴張，而是錢的擴張？」

今年10月，《聯合報》針對全台各鄉鎮區公托數，以及0至2歲嬰幼兒人口數進行調查，發現全台公托覆蓋率平均只有4.9％，「以國際標準來看，至少要10％是公共保母或公托，台灣就少了一半。」但在北歐有高達約7成公托服務，「當今天是一個公共服務的時候，就比較能夠去佈點，計算一個社區裡面有多少小孩、需要多少班級，就像小學一樣。」

公托名額有限，但因為有政府參與把關，許多家庭仍希望優先將孩子送往公托機構，甚至在懷孕期間就得開始登記、抽籤，若未能中籤，只能另尋托育安排，還有媽媽為了等待公立幼兒園缺額，延長育嬰假來填補等待的托育空窗期。

除了名額不足，更讓家長疲憊的是，托育品質的把關責任，最後仍落在自己身上，持續透過「肉身監控托育品質」。在洪惠芬的田野觀察中，她看見家長送托前要先教孩子認識身體界線，送托後則每天觀察孩子的情緒與身體狀況，甚至有家長深怕自己的焦慮，影響孩子探索世界的機會，只能假裝放手。

洪惠芬指出，家長對孩子的期待其實只有「平安長大」，但在教育支出與競爭壓力之下，就連讓孩子平安長大，都得投入大量心力。

懷孕就被逼離職、刁難不給假 勞動市場「母職懲罰」依然存在

而回到職場上，想請假育兒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洪惠芬指出，對比部分歐洲國家主要由社會保險支應，台灣產假期間的薪資由雇主負擔，懷孕或育兒的員工整個月無法工作，還得另外找人遞補，中小型企業將其視為人力成本負擔。

她在訪談過程中發現，不少女性中斷就業的原因並非孩子出生，而是從懷孕階段就被要求以不支薪的方式辦理育嬰留職停薪，最後被迫離職，有些人則是在工作中不斷受到刁難，最終自請離職，「母職懲罰早在懷孕階段就已經開始。」

洪惠芬擔心，在產假財源問題尚未解決前就一味延長產假，可能讓女性在職場上面臨更大的壓力，即使女性順利休完產假，產後兩個月獨自面對新生兒，也在無形中形塑往後的家庭分工。

「育兒分工其實在產假的時候就被建立了。」若要延長產假，應優先考慮在孩子出生後第一個月，提供爸爸專屬的陪產假，與伴侶一起分擔照顧責任，她強調，若爸爸能從孩子出生初期就參與，也有助於建立往後的家庭分工。

即使法律提供育嬰留職停薪、減少工時及家庭照顧假等權利，女性仍可能擔心主管是否准假、請假後是否影響升遷，也得面對沒有家庭照顧需求的同事看待自己的眼光。

她也觀察到，有些媽媽明知目前工作薪資偏低、升遷機會有限，仍不願輕易離職，原因是當前這份工作有彈性的工時，當孩子臨時有狀況時，能隨時離開工作崗位。「我們現在的勞動市場對於人們去付出、去養一個未來公民的懲罰，其實還是很嚴重。」洪惠芬語重心長地說。

打破塊狀休假下一步？婦團盼建立「獨立財源」

要改變家庭內部的性別分工，洪惠芬認為，政策不能只讓女性有更多時間照顧孩子，也必須創造讓男性願意、也能夠參與照顧的條件。洪惠芬分析，由於台灣性別薪資差距約15%，家庭計算請假成本時，通常會由薪資較低的一方請假，過去因此多由女性承擔。

彈性育兒假上路後，有別於過往一次請6個月的「塊狀休假」，目前每年已有1個月的育嬰留職停薪可以按日申請，男性使用比例也因此提高，「男生不見得不願意育兒，如果你給他足夠的條件支持，最理想的方式是這6個月都可以放寬。」

除了假別設計，財源也是改革接下來必須面對的問題。洪惠芬提到，目前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由就業保險支應，累計支出甚至已超過失業給付，婦女新知基金會內部討論時就曾「許願」，替育嬰留職停薪及未來的彈性育兒假建立獨立財源。她認為，照顧風險與失業風險是不同類型的社會風險，不應持續混在同一套制度中處理。

洪惠芬強調，國家需要重新思考育兒標準，減輕家庭對孩子成長與教育的過度焦慮，

要讓人敢於成為父母，除了提供經濟補助，更重要的是讓照顧成為不分性別都能參與、職場也能接納的日常，而不是由女性獨自承擔的責任。同時，國家也必須完善公共托育與家庭支持制度，讓父母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少一點焦慮，多一點可以依靠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