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變成了長照機器人...一個「照護離職」家庭的真實故事

長谷川先生不得不獨自一人照顧母親。他決定辭去工作，全心全意照顧媽媽，但他並不是因為要照護而被辭退，也不是因為蠟燭兩頭燒，煩惱到最後才離職，他當時是以很隨意的心態辭職，對此長谷川先生也很後悔。

責備越多，感情越淡...關係變得岌岌可危

「我對於失智症完全沒有任何相關知識。如今想起來，我真的太小看失智症了，我只想說我要來治好我媽。」長谷川先生當初認為，只要讓大腦活化就能治療失智症，於是他買塗鴉繪本、想教媽媽使用手機，只要是自己想得到的方法，他都會嘗試看看。但是母親的失智症卻持續惡化，不僅如此，他和無法認知到自己罹患失智症的母親一再地起衝突。

「如今想起來，我用對待小孩的方式對待媽媽，或許傷了媽媽的自尊心吧。」他也不清楚什麼長照保險制度，他深信這些全部都是身為長男的自己得做的事，所以也沒想過要去公所諮詢。

某天，母親從銀行提領出一個月的生活費二十萬日圓後，錢包就掉了。因為長谷川先生已經辭職，所以生活費全靠母親的年金。臉色鐵青的長谷川先生焦急地四處尋找錢包，最後終於找到了錢包，但裡頭的現金已經全部被抽走了。「裡面有健保卡，所以對方一定知道這是高齡女性掉的錢包。儘管如此，他還是把現金拿走了，那時我接觸到人類的惡意，感到全身無力。」

問題相繼發生。

當時母親還能騎自行車，但是她會忘了將自行車騎回家，每次都是長谷川先生去找，所以他責備母親的次數也增加了，親子關係變得岌岌可危。長谷川先生沒辦法跟別人商量，他就好像活在一個看不到出口的世界裡。

沒有出口的獨白，什麼都做不了

不過他也曾有能跟別人討論的機會。那時，民生委員偶然來家裡拜訪，長谷川先生已經精疲力盡，但是他卻沒有辦法向對方求助。「民生委員看到我的臉，就說『啊，抱歉打擾了』，馬上就回去了。我想他可能覺得，這家的兒子在，所以沒問題，或是覺得兩個人一起住所以沒問題吧。但是我已經到了極限。我想即使內心已經到了極限，只看臉色還是不會知道的。」

如今回顧起來，那時是長照最痛苦的時期。「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好，一直在痛苦掙扎。我以為我能回到原來的狀態，但卻回不去，生活難以預料。說起我最痛苦的時期，我什麼都做不了。如果是那個時候的我，即使收到問卷，我想我也不會回答，我那時的精神狀態根本沒辦法接受採訪什麼的。」

在長照開始之前的自己，已經死了

但窮途末路的長照，卻以意外的形式迎來轉機。母親因為腦中風倒下，被送至醫院。治療的醫生對於長谷川先生沒有使用長照服務感到驚訝，勸他去公所接受照護認定。母親認定的結果是「需要照護等級2」，開始一週會在白天去日間照顧中心三次。自從開始利用長照服務後，長谷川先生的負擔減輕了，心境上也才慢慢地有了餘裕。

他也有了空間能冷靜地思考關於生活的事，他們搬到房租便宜、位於郊外的公營住宅，這樣房租的負擔就少了一半。雖然仍只是勉勉強強能生活，但也是一點一滴在改善。但是，他們還是沒有辦法恢復成像以前一樣的生活。他也想過要善用母親去日間照顧中心的時間，拿個照顧服務資格回來。但是如果去照顧服務學校上課，就無法在日間照顧結束前趕回家，最後他不得不放棄這個想法。他也曾和照顧管理專員討論再就業的事情，但是對方感覺沒有想聽他說這個。

「這也是當然的，他們的工作內容不包含幫我找工作。」長谷川先生說，如今的他是扼殺自己的感情在活著。「在長照開始之前的自己，已經死了。我是這麼想的。」

我變成了長照機器人...沒有感情才能活下去

在剛開始照護時，他會因為想恢復以前的生活而不斷掙扎，疲憊不堪。如今他覺悟到已經回不去了，於是決定扼殺感情，什麼都不要思考。「我變成長照機器人了。」因為只要這樣想的話，他就能夠接受現在的生活。

在咖啡店包廂的採訪長達兩個半小時，午後的陽光隨時間慢慢傾斜，但即使夕陽的光線照射進來，長谷川先生仍滔滔不絕。我們想要用電視傳達這個人所說的話，但是當我們試探性地詢問他是否能錄影採訪時，卻被他斬釘截鐵地拒絕了。

「我連稅都沒好好繳，這樣的人還要上電視發言實在太狂妄了，我做不到。我想我同學也會看到，我也不想讓他們看到我現在悲慘的模樣。」我們能理解這份心情，甚至感受到痛楚。要回家時，他說「抱歉，我說了好久」，然後很有禮貌地低頭致意，長谷川先生的樣子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沒辦法放棄採訪長谷川先生，於是我們再一次用簡訊詢問他是否能接受採訪，他的回覆非常慎重：「昨日承蒙您特地前來，為我撥出寶貴的時間，真的非常感謝。僅是您願意傾聽像我這種邊緣人的胡話，我就已經很感恩了。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他不想被同學知道自己悲慘的模樣。但另一方面，他已經等同是和俗世隔絕的人了，所以接受採訪也沒差吧，有時他也會表露出這種隨便都好的心情。後來，我們又打了好幾次電話拜託他，最終他接受了採訪。

母親死了，長照結束，我就自由了...

2016年6月，我們決定將採訪時間訂在母親去日間照顧中心的空檔。直到現在，母親仍然沒有認知到自己得了失智症，所以在這樣的母親面前是沒辦法進行採訪的。

長谷川先生的住家位於屋齡有50年的公營集合住宅社區裡，他與母親兩人住在1LDK（一臥一廳一廚房）大小的房子內，客餐廳同時也是母親的寢室，母親的床就放在客餐廳的一個角落。就在這個房間裡，長谷川先生每天辛苦地從事照護工作，我們的採訪也從這裡開始。

「最辛苦的是沒有自由。感覺就像是手腳被鐵鍊鎖住，身處在牢獄之中，真的令人難以忍受。」長谷川先生向我們講述了至今為止，他沒有對任何人講過的事情。

5年前，母親因腦中風倒下失去意識，長谷川先生看著眼前屈膝倒在走廊的母親，卻猶豫著要不要叫救護車。「我就是呆呆地看著。放著不管，老媽死了，長照結束，就終於能夠自由了。所以我才會那樣做。」

照顧殺人有界線嗎？或許只有越過線的當事人才知道

我們一開始以為，走到照顧殺人地步的人，以及沒有這樣做的人之間，一定隔著一條界線。但愈是深入採訪，我們就愈發不知道那條界線究竟在哪裡。後來，我們實際的感覺是，原來沒有明確的界線。事件的當事人，也是要嘗試越過了那條線之後，才會意識到自己原來被逼到了這個地步。

採訪長達一個半小時。但即使到了尾聲，我們仍然煩惱著應不應該詢問長谷川先生某個問題。「當你看到照顧殺人的案件，你有什麼感覺呢？」長谷川先生正拚命做著讓他快喘不過氣來的照護工作，在他的眼中，那些越過界線的人是什麼樣子的呢？

但是，對於現在正在照護中、情緒痛苦的人而言，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可以的嗎？雖然我們很猶豫，但還是打算結束採訪。此時，至今為止一言不發，只是盯著觀景窗的攝影師，卻突然出聲詢問：「你想對那些犯下照顧殺人案的人說些什麼嗎？」

長谷川先生默不作聲。10秒、20秒……然後，他終於開口了：「我想對他們說：『啊，照護終於結束了，辛苦了。』雖然說『辛苦了』可能有些失禮，但是也不能說『太好了』，可是我又都已經說『結束了』。之後他們必須要贖罪，也必須坐牢什麼的，但比起那些，最重要的是我想先說聲：『啊，照護結束了喔，真的結束了。』」

這是唯有經歷過種種照護辛勞的人才說得出口，來自深淵底部的話語。

• 本文摘自：《我殺了我的家人：「照顧殺人」當事者的自白》
• 出版社：游擊文化
• 出版日期：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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