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友善是一場騙局嗎？熱鬧的文化風景為何難撼動制度剝削？

潑水節、園遊會、市集上，東南亞移工穿著傳統服飾載歌載舞；各縣市的移工商圈、美食街在假日時人潮湧動，異國香料味在街巷間飄散。台灣自1989年開放外籍移工至今近40年，東南亞文化早已在台灣以多元形式生根，台灣人也有機會透過文化交流了解移工，進而促成平等。

乍看之下，台灣似乎逐步成為移工友善、多元包容的國度。然而文化場景越熱鬧，移工政策改革卻越顯沉默，在熱鬧過後，移工們仍得回到那套數十年不變的制度牢籠，繼續為了生存努力打拚。看在政大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夏曉鵑眼裡，這些活動更像是層層包裝的美麗幻象，在宣稱東南亞友善的背後，真正的剝削結構卻始終未被撼動。

在美好文化交流背後 仍存在長期的制度剝削

飲食與藝文活動有助拉近不同文化的距離，讓人與人之間更容易產生共鳴，這吸引政府各部門編列預算推動新南向文化交流，企業爭相投入移工友善活動，藝文團體將移民、移工的故事放入創作，移工有時也受邀成為活動場合的演出者。

夏曉鵑直言，這些活動本質上並沒有問題，許多移工團體過去就不斷透過舉辦攝影展、街區導覽等形式，促進交流。真正的問題在於，許多活動往往流於形式，刻意營造和諧共融的錯覺，讓大眾誤以為台灣已經對移工非常友善，但實際上可能只是透過異國文化作為獲利來源，「我會希望他們多想一下，當你的創作元素是別人的生命的時候，你會怎麼對待這個生命的故事？」

當文化交流僅停留在唱歌跳舞，就缺少增進彼此了解，進而推動政策與制度改善的機會，她指出，這些對於文化的包裝，正是想要迴避沒有把移工當成「人」的問題，「唯有回頭對照制度並沒有太多改變的時候，當中的虛妄、欺騙才會被凸顯出來。」

她引用瑞士作家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談論外籍移工的經典名言：「我們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一語道破台灣數十年未變的核心邏輯。

過去30年，夏曉鵑投入大量心力研究台灣的移工與移民議題，也長期在第一線參與培力與倡議，看見無數被當成「暫時勞動力」的人，被剝削、被污名、被忽視需求，卻又無處可去，而制度設計只想利用他們的生產力，在台工作年限不斷延長，看似鬆綁，實則本質不變，當他們老了、病了、遇到意外失去產能時，社會便把他們拋棄。

夏曉鵑感嘆，當台灣社會需要移工的同時，又將他們建構成社會問題，「這很矛盾嗎？不矛盾，因為唯有相信他們是有問題的，不把人當人的這種對待的制度才得以成立。」

制度僵化催生黑市與詐市...台灣恐面臨勞動缺口與國際人權壓力

「我們從年輕講到老，三十多年訴求都一樣。」夏曉鵑苦笑，但表面的文化活動，總是讓制度底層的真正問題被遮蓋。

舉凡藍領移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仲介制度形同合法剝削，雇主也被繁瑣程序卡死，難以自由聘僱移工；且12年年限一到，再熟練的看護工或技術工都只能被迫離境。僵化體制讓撐不下去的移工被迫逃離，成為「無證移工」，移工黑市因而蔓延，也衍生出專門鎖定移工的詐騙市場。

南洋台灣姐妹會的調查發現，受詐案例中有超過4分之1來自假仲介或虛構工作職缺，凸顯移工在雇主不給薪水、苛扣工資，卻又無法合法換工作的情況下，只能冒險賭上一把。她曾詢問一名受詐移工，「我問他認不認識那個人，他說不認識，我問他不怕被騙嗎？他說我知道可能會被騙，但是我無路可走。」

於是逃跑移工成為黑市存在的原因，然後黑市再成為詐市的溫床，夏曉鵑形容，移民工詐騙問題就像癌症，「它是一個病灶徵兆，讓我們看到整個制度出了狀況。」

如同捷安特日前遭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點名涉及強迫勞動，導致在台灣製造的自行車與零件遭海關扣留，夏曉鵑認為，在國際品牌商越來越關注供應鏈的永續之下，捷安特的這起人權事件已經開響第一槍。

她提醒，現在全世界都在搶工，其他國家可能提供更好的勞動條件，而東南亞也正快速起飛，「他們不一定要來台灣工作。」如果台灣不正視核心問題，勞動缺口的挑戰將會更加嚴峻。

龐大利益結構下 如何不讓文化活動淪為消費移工苦難？

然而諷刺的是，這些議題背後有著龐大的利益市場，雇主、仲介公司都是其中的受益者，也使他們在政策遊說上遠比民間團體更具力量。既然制度改革不討喜，又會牽動既得利益者，許多企業資源自然被投入到更軟性、歡快、容易吸引關注的文化活動上。

「企業參與沒有不好，關鍵是他們想做什麼。」夏曉鵑強調，她樂見企業投入，但更希望企業思考，這項行動是為了達成KPI，還是真正想要改變環境？如果只是追求快速表現、曝光度與績效，往往會落入消費移工苦難或文化的陷阱，把人包裝成需要拯救的弱者。

但夏曉鵑也觀察到一些企業開始願意放慢腳步，穩紮穩打。慢慢做，意味著無法立即看見成效，需要大量功夫，也考驗企業是否願意真正理解議題的複雜性，並尋找長期深耕此領域的合作夥伴，一起摸索出能創造改變的方式，而不是又迎來一場華麗卻空洞的「煙火大秀」。

文化行動是方法而非目的！草根力量正在蔓延

回顧多年奔走移工與移民權益的歷程，夏曉鵑坦言，無力感確實存在。然而，她也看見另一股更踏實的力量正在累積，從移民到移工，長期的培力開始開花結果。「他們開始敢站出來講話，分析也很犀利，還願意幫助其它移工。」

比起等待制度瞬間翻轉，她更相信草根力量的扎根與延展，「有移工告訴我，他們明白體制不可能一夕改變，可是他們可以帶著這股倡議能力，前往各個地方工作。」

她強調，真正推動改變的主體始終是移工與移民本身，台灣本地的倡議團體都只是協助者，「力量被培養出來之後，他們自己會長出很多東西。」不論是國際經驗還是台灣的案例，都證明制度改革往往不是來自上對下的施捨，而是從底層慢慢醞釀累積的成果。

對待移工的整體社會氛圍比過去更友善，是夏曉鵑樂見的轉變，但她提醒這不該成為終點，「我們做文化行動，是為了改變社會氣氛，讓制度改革更容易被看見、被說服。」文化展演是一種方法，而不是目的本身，不能因為舞台熱鬧、表演活躍，就誤以為台灣已經真正友善對待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