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事卻怕被告？ 社會企業相關法規的下一步？

2018年《公司法》修法，明定公司除營利為目標外，並得應行公益目標，首度將企業社會責任入法，被視為往共好社會往前邁進的重要一步。相對於先獲利再回饋社會的一般企業，兼顧兩者，然此法仍在公司法組織框架下執行，以社會公益使命出發，兼顧營利的社會企業，並未在此次修法中有明確對應，存在模糊空間。

下一步，社會企業相關法規，該走向何方？中國文化大學方元沂教授、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朱德芳各自分享國外案例，以提供國內修法借鑒。

責任義務落實條文 防洗綠也減少訴訟風險

文化大學法學院社會企業暨創新法制研究中心召集人方元沂表示，藉由商業力量解決社會、環境問題的共／兼益公司在國際上蔚為潮流，美國目前已有36州通過《模範共益公司法》。章程中明定，只要具備以下三項條件，便可稱為共益企業：在章程中須載明一個以上的公益目的；應具備董事當責，即企業負責人有義務考慮非財務利害關係人的利益；揭露、公布公益報告資訊的責任。

法規的制定，讓共／兼益企業應盡的責任與義務能夠落實在條文之中、避免了營利公司的洗綠，也能讓這些社會使命型公司在明文保障下，減少產生訴訟糾紛的可能，擁有更大執行決策的空間。

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朱德芳也認為，正由於社會使命型企業，往往遵循的是比法律更高、更抽象的標準，因此經營者是否達到目標，便往往會因為股東各自價值觀的差異而產生不同解讀。也因此提高被訴的風險。

「社會使命」空間模糊 BJR撐起共益公司保障網

她舉例，一間透過咖啡廳推廣偏鄉閱讀風氣的社會企業，若招募志工協助，則可能會引發「社企應該照顧勞工，用人要給錢」、「社會使命的前提是企業能經營，若要負擔人事成本，就要提高飲料售價」等不同聲音。

若能引共益公司法入法，搭配商業判斷法則（BJR），或能在對執行公益目的的董事咎責上，降低其法律責任爭議的風險。

BJR又稱經營判斷法則，為一種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定。此法則推定公司經營者，在決策過程中已善盡調查之責，並基於「誠信」做出判斷，是故其決策是合理且符合公司「最大之利益」。因此，除非原告能舉反證推翻，否則法院將尊重該公司經營者之決策不為事後審查，而維持交易之合法性。

在美國《模範共益公司法》中即規定，若共／兼益公司董事決策符合（1）無利害關係、（2）合理相信資訊充分及（３）合理相信決策為公司最佳利益，則推定董事會已盡法律義務，適用BJR的使用。

兩位教授也都認為，目前台灣在對於這些社會使命型公司的規範上都有所不足。如今已有越來越多企業加入B型企業認證，無論是在引進BJR相關條文，或是制定共／兼益公司專法，都應給予這些具有社會使命型企業更完整的保障與定位，協助他們在落實所承諾使命的同時，更無後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