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革命10年：特公盟打破遊戲場0風險迷思 讓孩子找回「玩」的權利

還記得10年前，台灣公園那片千篇一律、只有「紅黃藍」三原色的塑膠遊具風景嗎？那是許多家長無奈的共同記憶，也是台灣童年被標準化、甚至貧乏化的縮影。

為了不想讓下一代，只能在橡膠地墊上度過童年，一場從公園出發、由下而上的「革命」，在全台遍地開花。10年過去，雖然公園變美、遊具變高，但這群推動改變的媽媽與專業工作者，仍未停下腳步，因為她們發現，推倒實體的圍牆後，還有一道更無形、更艱難的高牆擋在孩子與遊戲之間。

「玩」不是小事！台灣公園革命成果讓外國遊客也驚艷

「我兒子當時三年級，下課沒有時間衝到學校遊戲場玩，即使到了也是關閉的，放學也沒有玩伴，他覺得人生很難，連玩都很麻煩。」為孩子解決「玩」這件看似微小、卻攸關成長的人生難題，成為特公盟理事長王秀娟當年一腳踏進倡議現場的關鍵。

特公盟公共遊戲場組組長鍾欣潔，因為住家附近缺乏特色公園，「那時我是全職媽媽，帶小孩只能特地跑到台北市，才找得到好玩的公園。」在2015年台北大安森林公園磨石滑梯拆除事件時，帶著孩子走上街頭，與其他家庭一同喊出「拒絕公園遊具罐頭化」的訴求，後來住家附近的公園開始改造，她也從家長角色，進一步投入遊戲場的設計與討論。

一路走來，兩人親眼見證台灣的公園與校園遊戲場，從過去單調的組合式遊具，逐漸發展出融合地形、自然素材與在地特色的多元設計。

王秀娟指出，放眼國際，台灣公園免費開放、且多由政府支持建設，曾有印尼設計師驚訝地問她，「這些公園都是免費的嗎？是政府蓋給你們的嗎？」現在台灣的特色遊戲場已逐漸成為另類觀光資源，甚至吸引香港、日韓等地的外國遊客前來朝聖。

有種危險是阿公覺得危險！台灣遊戲場如何走出安全迷思？

回顧這10年變化，王秀娟和鍾欣潔笑著給出一個帶點保留的評價「有及格啦！」

隨著中央開始挹注經費，鼓勵各縣市提案改造公園，制式的塑膠遊具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更有設計感與挑戰性的遊戲場。然而，在這些進步背後，她們更清楚，台灣的遊戲場仍被一套熟悉的思維所困。

王秀娟指出，多數地方政府仍停留在「單點施作」的想像，也就是哪塊綠地爭取到經費，就在那邊蓋一座遊戲場，卻很少從孩子實際生活的動線、使用場景，思考整體公共空間的串連，「在商業世界，只要產品不聽使用者聲音就會被淘汰，但我們的公園卻可以活10幾年。」

不僅如此，公園中能讓孩子親近自然的元素，更是少之又少。像是沙坑、礫石、樹皮等鬆散素材，有助刺激孩子的感官發展，卻經常被公部門視為管理上的麻煩。舉凡石頭可能滾出去讓路人跌倒、沙坑變成流浪動物的廁所、樹皮會被偷走，高滑桿與攀爬架等設施，更常被貼上「危險」標籤，「有一種危險，叫做『阿公覺得這樣很危險』。」鍾欣潔無奈地說，往往只要一句投訴，就可能讓整組設計被迫退場。

從台灣社會的零風險迷思 到對孩子能力的信任

制度層面的限制，也同樣影響著遊戲場的樣貌。衛福部要求遊具須符合14項國家標準（CNS），原本立意在於保障安全，卻也無形中限縮設計的想像。王秀娟形容，「就像每次都只能出這14道菜，久了誰還想研發新菜色？」對公部門而言，不出事才是最安全的選擇，一旦有人受傷，究責的壓力往往讓創新的設計在萌芽前就被否決。

這樣的焦慮，其實來自社會對「安全」的高度期待。王秀娟直言，要求孩子在遊戲場「完全不能受傷」，本身就是件不合理的事。她以新加坡為例，當地的遊戲場大量融入藤蔓與自然遮蔭，入口處甚至明確標示，家長須自行承擔孩子可能受傷的風險，「那是一種對風險、也對孩子能力的信任。」

即便如此，特公盟仍選擇一條相對溫和、卻漫長的路。她們試著成為地方政府的「協助者」，把累積的經驗一點一滴帶進制度裡。而真正讓公部門鬆動的，往往不是專業報告，而是民眾最直接的回饋，「最容易說服他們的方式，就是有家長或阿公阿嬤跟他們說『謝謝你們放了這個沙坑或石頭，我的孩子、孫子超喜歡。』」王秀娟說，一句讚美，往往比什麼都有效。

「共融」成為一種限制？遊戲場設計的現實拉扯

納入自然元素與適度挑戰，是特公盟近年不斷強調的方向。王秀娟指出，許多國外的遊戲場大量運用石頭、樹枝等自然素材，相較之下，台灣的遊戲場仍習慣追求平整、可控，盡量排除所有可能被視為「風險」的元素。

但風險並非應該被完全消除，王秀娟解釋，其實孩子在遊戲過程中，會不斷進行自我評估，「我能不能做到？我要注意什麼？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跟大人請求協助？」這些判斷能力，正是孩子成長中重要的一環，卻是台灣社會相對陌生、也較少被允許發生的學習經驗。

為孩子打造具有特色與共融性的遊戲場，一直是特公盟關注的核心，但在實務現場，發現「共融」二字往往被窄化為「無障礙」，甚至是「輪椅可達」。

鍾欣潔以無障礙溜滑梯為例，為了讓輪椅使用者也能安全進入，法規規定滑梯與無障礙坡道的比例為1比12，這也意味著如果要做一座2公尺高的溜滑梯，光是無障礙坡道就需要24公尺長，「就會發現很小的公園做了無障礙坡道，可能沒空間做其他遊戲設施了。」

在腹地有限的小公園裡，為符合「共融」法規，設計師只能放棄具挑戰性的設施，結果原本希望能照顧所有人的美意，反而造成排擠效應。

近年，特公盟開始調整策略，不再主打共融，轉而倡議「分齡適能」。她們強調，真正的共融應該是「分眾」的，大公園可以旗艦化、全齡化，但鄰里小公園應該依據在地需求，提供不同難度的挑戰，讓不同年齡、不同能力的孩子，都能在城市中找到適合自己的遊戲空間。

孩子為什麼到不了遊戲場？下個10年倡議「玩的時間」

事實上，即使遊戲場硬體逐步改善，但特公盟在執行兒童遊戲宣言的相關研究時，發現孩子去公園遊戲場的頻率，在升上小學後明顯下降，原因不是沒有公園，而是沒有時間，而這種「時間貧窮」現象，在進入國高中後更為惡化。

「之前一位孩子說，他上學的時間比爸爸媽媽上班時間還長，怎麼去遊戲場玩？」王秀娟轉述一位孩子的心聲，在一旁的鍾欣潔也接話「聽起來是不是很傷心？」並坦言，她曾詢問高中生的女兒，青少年喜歡什麼樣的遊戲空間？結果女兒卻回說「媽媽你說這些都沒有用，不知道國高中生就是一定都要待在學校裡面？」

即便特公盟有意將倡議的觸角，延伸至青少年，為這群被遺忘的大孩子們，爭取社交與體能挑戰的空間，但現實是整個台灣社會氛圍，並不鼓勵青少年「玩」，像是在公園裡，盪鞦韆的國中生可能被視為幼稚、佔用資源，甚至遭到家長驅趕，「其實他們是想玩的，只是我們的空間有給他們嗎？」王秀娟反問道。

這也是特公盟下個10年最大的戰場，如果說前10年是為爭取「好玩的空間」，那未來的10年，他們要爭取的是「玩的時間」與「玩的權利」。

轉過頭來聽聽孩子的聲音 看見那些「隱形」的需求

在商場上，設計師必須精準捕捉使用者的潛在需求，有工業設計系背景的王秀娟，將「使用者研究」導入公園設計，因為在遊戲場上，孩子們的一舉一動，可能隱藏著被大人誤讀的訊號。

她舉例，很常聽到大人說「滑梯不可以往上爬」，但應該反向思考，孩子為什麼想要往上爬？而孩子給出的理由是「溜滑梯比較溜，這樣往上爬代表我很厲害。」在大人眼裡的「違規使用」或「破壞公物」，但孩子逆向爬滑梯，或是從高處跳下，可能意味著現有空間，無法回應孩子對於挑戰與成就感的需求。

「這在我們使用者研究裡面，我們不視為是一個警訊，我們視為一個機會。」為真正理解孩子的需求，特公盟透過一場場「兒童參與式工作坊」，試圖逐步拆解孩子口中的「更高、更快、更刺激」，並轉譯成具體的遊具設計語彙。

王秀娟分享一個發生在台東案例，在一次工作坊中，有2位年紀較大的女孩，爬上一座水泥高台，那是現場唯一的制高點，她們不玩耍、只是靜靜地待在那裡聊天，「我問她們為什麼想在那裡待那麼久？她們說想待在小小孩不會來的地方、講悄悄話。」

這個觀察也打破大人對於「高」的單一想像，除了一般孩童都喜歡「高」，但之於青少年還有另一層意義，是社交上的隱私與界線感，這也成為公園遊戲場設計的線索之一，在一些遊戲場創造只有足夠體能的大孩子才能抵達的空間，讓他們擁有屬於自己的領土。

另一個發生在台北市的遊戲場改造工作坊上，一位身材高大的特殊生，在面對攀爬架時，並非像一般孩子那樣直線攻頂，而是緩慢地進行「水平移動」，原來是對高度的適應力較慢，需要透過左右移動來建立安全感，於是特公盟建議建築師將攀爬架做得更寬、更廣，而非只追求高度。

「那一場最特別的其實是，連一般學生也注意到特殊生有這樣的需要，然後把票投給這個點子。」王秀娟表示，從看到需求、到認同需求，這就是兒童參與的價值；透過這些細膩的觀察與轉譯，就像王秀娟希望的，能把討論從「什麼都不能做」，慢慢拉回到「怎麼評估風險」。

當公園遊戲場成為一種期待 從公園出發的革命未完待續

在長期推動公共遊戲場與兒童遊戲權的過程中，資源始終是一道現實門檻。王秀娟不諱言，捐款對特公盟而言，不只是經費來源，更是一種價值上的同行，「我們做的事情，很難用短期成果來證明對錯，但每一筆捐款，都代表有人相信孩子值得被聽見。」

她也分享一個捐款人故事，一位住在汐止的媽媽，每次返回屏東娘家都是一場漫長車程，孩子總是在後座因無聊而哭鬧，也因為推動特色公園後，這位媽媽的返鄉路也發生改變，「她說自從有這些好玩的公園之後，每次回娘家就是跟孩子討論路上要去玩哪幾個公園；孩子不會無聊，這趟路程也不會再這麼辛苦。」

「我們做的事情很難讓人家馬上理解；大眾捐款時候會先救急救窮，遊戲這件事優先順序沒有那麼高。」但王秀娟、鍾欣潔不約而同提到，或許募款艱難，但也堅信這份工作的價值。

在沙坑裡專注堆疊、在攀爬架上學會面對恐懼的童年，或許是任何補習班、才藝課都無法替代的生命禮物，這場從公園出發的溫柔革命，仍未完待續。

倡議編輯室